臣充任的情況，但自肅代之際郭子儀任爲僕射和尚書令始，以武將入遷或加銜者成爲大多數，如代宗朝郭英乂、崔圓、田神功、馬璘、李忠臣、侯希逸，德宗朝崔寧、李叔明、王鍔、嚴綬、張延賞、姚南仲，憲宗朝伊慎、裴均、嚴綬等，其中以武人和長期任職節度使者居多。這種情況大致一直到鄭餘慶任僕射才算結束。
元和末年以前僕射既基本上是褒崇武將或有大功者的職銜，則禮儀的變化顯然與之不無關係。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前揭李絳對“舊儀”的指認雖云是唐初以來，但上述幾次爭論，大抵反對者的理由，卻都是引開元禮爲辭。相反僕射坐受四品官拜不但不被看成是唐前期爲之一貫的正禮，且被認定是所謂“無格敕爲據”的“越理隨時之法”，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的不經之制。可見這個與開元禮不合的儀制真正興起是在唐後期，而元和以後朝廷的爭論其實是堅持開元禮還是實行唐天寶以後漸起之“舊儀”的矛盾。證明這一點當然還要從伊慎事說起，因史料記載關於僕射上事儀“殺禮”是自伊慎而始，這說明在伊慎之前對僕射的隆崇禮儀不曾有異議。伊慎上任改禮原因是以武人任“師長”之職受朝廷大僚拜未免顯得僭越，但時人也許並不瞭解一直以來僕射上事儀所以隆重其實本來就與武人有關。《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略曰：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答詔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總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
同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公元768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彩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效其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
由是而知，廣德中郭子儀曾因有大功官拜尚書令，並決定用隆重上事儀以示榮寵。事雖由於其謙讓而罷，卻因此被“宣示於外，編之史冊”，至田神功拜僕射不過是蕭規曹隨。此後又有馬璘，“大曆九年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及常參官並會尚書省，送璘上本曹視事，遣中使詣省勞慰，仍賜酒饌”[25]。引人注意的是郭子儀、田神功和馬璘都有“視事”或“知省事”的名義，視事或知省事是表示等同真拜，而大曆前後有此名義的武人還有前揭崔圓、李忠臣、侯希逸等人，因此“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的上事儀可能都曾行之。當然若追根尋源，則肅宗朝還有仆固懷恩，以功高“恩顧特異諸將”，上元二年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26]；和李輔國上元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詔群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27]的先例。以致魚朝恩大曆中“加判國子監事”也倍加仿效[28]，而文臣如“裴遵慶，大曆四年三月授左僕射，與吏部尚書劉晏上本曹視事，敕太常、尚食，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參官咸詣省送上，增置儲供，寵賢也”[29]。可見肅代以來於上事時舉行“送上”儀乃至賜食賜酒饌、賜樂等肅代之際都已成爲對武人有大功勳者或個別重臣權宦的一種殊榮，而特別由宰臣送上的僕射上事儀除大開筵宴之外，恐怕也是少不了朝廷四品官以下拜的。其作爲褒寵，與當初對張說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應當指出，這種上事禮行之武人並被保持於德宗朝乃至元和初伊慎任職，正是天寶以後朝廷依賴武人平亂和藩鎮勢力逐漸形成的結果。憲宗即位朝廷始奉行削藩之策，對武人強藩打擊不遺餘力，並力圖恢復中央集權和朝廷體制，原來因褒寵武人而行的殊禮——尚書僕射的上事儀不但已無必要且顯得與形勢格格不入，因此予以減降是很自然的。所以，贊成不贊成僕射受四品官拜禮實際是執行開元禮還是安史亂後禮儀的矛盾，而元和七年重定儀制也基本上是要追崇開元禮。
但是在鄭餘慶以後，僕射的任職者顯然出現了不同的情況，一方面單純由武臣正拜僕射的情況幾乎沒有，除了如蕭俛、韓臯、李絳等以罷職宰相或資深大臣（包括文官節度使）專任外，僕射一職基本上成爲朝廷大僚出將入相之本官或兼銜。如李逢吉、竇易直、陳夷行、崔珙、李讓夷、白敏中、崔鉉、令狐綯、夏侯孜、楊收、曹確、路巌、于琮、韋保衡、王鐸、裴澈、杜讓能、劉崇望、崔昭緯、鄭延昌、崔胤、裴贄任相時本官都曾累加至左（右）僕射。反之如李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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