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朝提供方便，白詩所謂“恐怕泥途汙馬蹄”者。張籍有《沙堤行呈裴相公》一首道：“長安大道沙爲堤，早風無塵晚無泥。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至。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街官閭吏相傳呼，當前十里惟空衢。白麻詔下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另首《謝裴司空寄馬》也有“長思歲旦沙堤上，得從鳴呵傍火城”語 [11]，印證了《國史補》和白詩所說，顯示了宰相的威嚴。據說薛逢因與同年進士王鐸、楊收相继为宰相，有“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的詩句[12]。其人《上鹽鐵崔尚書書》中“伏承相公忽承明詔，遠赴闕廷，天子傾心，廟堂虛席，沙堤尚在，復瞻丞相之車”語[13]，更將沙堤與廟堂相提並論，可見沙堤已成爲拜相的象徵。又白居易詩中所說滻水即滻水渠，也稱龍首渠，“載向五門官道西”的五門應當就是大明宮的五門。龍首渠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知是在長安城外，分爲東西二渠迤邐流入城中。一北流經通化門入大明宮東內苑，一流經通化門南，再西流入興慶宮苑和皇城。所以運沙總體上是自東向西，近年研究者考證中唐以後文人官僚（包括宰相）住城東者甚多[14]，他們要到大明宮上朝，與運沙方向是一致的。由於宰相的不斷變更，“新堤未成舊堤盡”，所以中晚唐時代沙堤的鋪設在長安城東乃至皇城和宮城門前已是一道風景。
除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宰相外，更值得關注的是尚書僕射的上事儀。《唐會要》卷五七《左右僕射》載曰：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裴均於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爲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玄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征其所從來，答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15]
又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曰：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以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這裏李肇所說舊儀應即《唐會要》所說開元中“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的“故事”，而與裴均後來所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已有不同。由於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都是四品，拜正二品僕射正是前揭“隔品者皆拜”的隔品致敬之禮。不過按照儀制令御史中丞之類“非（本司）相統屬者”本不應當在其內，且上揭開元禮並沒有規定高官對於低官可以坐受而不答拜，更何況有宰相列送，文武三品以上參加，因此所謂僕射上事舊儀乃殊禮也，其威儀並不下於宰相。
據上揭史料僕射上事儀在元和中已有所減降。但唐後期更定僕射儀注非止一次。如《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書省重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同書卷一七三《李固言傳》：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同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春正月丙申朔）宰相崔珙、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
制度的多次更定，說明僕射上事儀的實行並不完全一致，事實上它也是唐後期受到關注最多的上事儀。
與宰相、尚書僕射同受重視的還有御史臺長官大夫、中丞的上事儀。但其上事儀重在受外官參拜，由於與僕射儀相關，本文將在下面再進行論述。
二、關於僕射上事儀的爭論和反覆
唐後期僕射上事儀的多次更定，代表了唐人的不同看法。而關於所謂“舊儀”的始行時間說法本身也不一致。《舊唐書》卷一六九《王璠傳》載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李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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