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文武官三品以下拜正一品，(中書門下則不拜。)東宮官拜三師，四品已下拜三少，自余屬官于本司，隔品卑者皆拜，其准品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謂尚書都事于諸司郎中，殿中主事于諸司直長之類，其品雖卑亦不拜，若流外官拜本司官。[⑤])

得知所謂禮儀的原則雖然是官卑者拜高，但必須是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且限於本司“相統屬者”內的所謂“隔品”拜禮，而根據《開元禮》前條規定有“卑官俱再拜”後的“初上者答”，則上事的高官也必須對卑官有回拜的禮貌。拜禮後再由“本司引入升詣座前，本司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座上之案訖。本司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俱興，立於座後。贊禮者引初上者還後堂，以外降出，設會如常儀”，也即實習一下處理公務的過程，最後甚至還要“設會”即舉辦宴會，這才算上任結束。
　　唐朝官員走馬上任由於有此儀注，故又稱爲“禮上”。《舊唐書》卷一六八《馮定傳》稱：“（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于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同書卷一六九《王璠傳》：“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兵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爲亂兵所執。”[⑥]《舊五代史》卷七八《晉高祖紀四》記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五月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⑦]可見官員上事的所謂“禮上”之制，唐後期五代始終實行。而中央長官的上事儀尤受到重視，如宰相的上事儀：
　　《舊唐書》卷一七九《孔緯傳》記：

　　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凖例班見百僚。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粗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僚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

此條說明，被命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宰相，在上事日本有“凖例班見百僚”之儀。所謂班見，應當就是接受百官參見行禮。由李順節“盛飾趨中書”來看，這項宰相“居班列之首”的班見儀式本應十分隆重，而且應在中書省內的宰相議事機構政事廳（堂，即中書門下）舉行。但情況也有不一。如《唐會要》卷五七記大中四年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令狐綯奏，稱“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宣旨同列，集於少府監。先是，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于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可見如帶尚書省官拜相要先集同列於少府監，這是相沿已久的習慣。白敏中等所以要“榮其舊署”，也因爲宰相上事禮儀很不尋常。
　　又《唐國史補》卷下曰：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目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杖，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⑧]

種種待遇都顯示了宰相上任後“禮絕百僚”。甚至宰相上街，也有趨避之法。《太平廣記》卷二四○《李林甫》（出《譚賓錄》）一則謂：“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爲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始也。”[⑨]公卿以下趨避，表明包括三公九卿在內平時相遇都不可以與宰相抗禮。
　　但是爲何要爲宰相上任鋪沙堤呢？白居易“諷執政”的《官牛》詩有“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般載沙”、“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諸語，正就指此事而言[⑩]。沙堤自然是爲了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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