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說明對三公、僕射上事還是給予重視，但只是宴會問題而非拜禮，並且僕射和三公並提，顯然對僕射和三公一例看待，是承武宗朝舊而無坐受四品拜禮了。
以上三階段的爭議說明，在憲宗朝和武宗朝，都是主張削減僕射上事儀的，且基本採取了將僕射上事儀等同三公，不再坐受四品官拜的禮儀。但是穆宗以後，恢復舊制的呼聲占了主流，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得到實現。因此僕射上事儀在唐代後期確有反覆，僕射等同三公的儀制是在晚唐才基本成爲定論的。
五代之際，對僕射上事禮似承唐之舊。《五代會要》卷一四《左右僕射》記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八月中書門下奏，駁斥了新授尚書右僕射狀“准舊例，上事日合有恩賜百官酒食，具載開元禮者”的說法，指出開元禮只有太師以下冊拜官“受冊拜廟，各就本司禮上，無中書門下送上之文，亦無恩賜酒食之事”，而元和六年竇易直奏、元和七年段平仲奏、大和四年中書奏覆，以及下太常禮院並尚書省詳議等都“終未能定”；故認定“大凡禮上爲領本司公事及與官僚相會，並受人吏參賀，內外無異，前後皆同”，由於李琪已會了同僚並領了公事和料錢，“更引上儀，即非通制”，所以“今請李琪任便赴省，發遣公事”，實際就免除了李琪的上事儀和恩賜百官酒食的節目[22]。至長興四年（公元933年）盧質授尚書右僕射，更對上事儀採取了謙遜的態度，上奏提出：“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准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祗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廢舊規，他時任行舊制。”所奏雖然關係“儀注所費”，但由於是比照尚書丞郎，只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所以已無與御史中丞是否抗禮的問題。
《冊府元龜》卷三三五《宰輔部·不稱》條記末帝清泰初（公元934年？）孔昭序論行香次第，以爲散騎常侍作爲侍從官“行立合在僕射之前”[23]，間接證明了僕射禮儀地位的下降。時御史臺定例以爲：“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識性輕脫不能守師長體，故昭序輕言。”馬胤孫因衆人對僕射劉昫不滿而企圖強行孔昭序所論，直到崔居儉批評“朝廷之人總不解語（意爲明白或懂事）”，並指出：“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備敬，常侍班南宮（按指尚書省）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按指散騎常侍）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人紛議才算平息。常侍乃中書門下兩省三品官，官高而無實權，地位實際還比不上排在六部末尾的工部侍郎。但朝官既不能分清本該誰先誰後，則原來使僕射地位超乎其上的拜官儀恐怕也早不行矣！
三、僕射官銜在唐後期的作用及僕射上事儀的意義
綜括以上僕射上事儀變化的三個主要階段，可以看出此僕射受四品拜儀總的趨勢雖然是削減和取消，但在唐後期卻曾多次反覆，長期紛擾不息，內容相當複雜。
而如果就每次僕射上事儀的討論具體看，其中確乎也牽涉到嚴耕望先生所說用人資望的問題。如前揭元和初，“忝居師長之位”的伊慎乃一介武人，從檢校右僕射、奉義軍節度使入拜右僕射，後復改官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在伊慎之後的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爲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爲穢恥。”[24]這樣的資歷爲人皆與僕射“百僚師長”的名義很不相稱，以致鄭餘慶元和十三年任左僕射竟使朝野爲之欣然。《冊府元龜》卷四五八《臺省部·德望》道：“鄭餘慶爲左僕射，左揆之重，儀刑庶工，傾自武臣權幸，超踐崇寵，中臺政本，寢以刓替。及餘慶以舊德居之，人情美洽。”又前揭大和四年中書門下奏稱元和七年雜定儀注，“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禮”。似乎也真因僕射非元老重臣而使禮儀降等。但要問的是，既然僕射之“前期隆崇禮數自難再行”，爲何唐後期會反覆討論，廢而復興？特別是，如果僕射地位實已與唐初相距天淵，爲什麽贊成者又要死抱住這個擡舉僕射的“舊儀”不放呢？
筆者以爲，解釋這一點必須首先以瞭解唐後期僕射一官的實際作用和意義爲前提。誠如嚴耕望先生所說，僕射畢竟與三師不同，是有職事的百僚師長。但檢索《唐仆尚丞郎表》一書，可以發現安史亂前後真拜僕射的人選並不完全相同。亂前的開、天年間基本上是由張說、源乾曜、宋璟、蕭嵩、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等宰相重臣兼任或獨任，但是天寶末也出現了安祿山、哥舒翰以節度使武臣加拜的情況。安史亂後，節度使兼檢校左右僕射的職銜被授予有功戰將，其功勞卓著或跋扈者甚至以“知省事”名或真拜予以籠絡，所以雖然有如韋見素、裴冕、裴遵慶、劉晏、楊炎、李揆、賈耽等以資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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