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嚴耕望先生據其說認爲，“兩仆於都堂上事，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及其它四品五品以下官羅拜階下，不答拜”的儀注，“蓋自唐初已然。《會要》云張說所定，又以武后時嘗行之。武后非尊禮大臣之主，當不始作此制，似不如李絳之言可信。”
按嚴先生所說僕射上事儀始于唐初實有可議。僕射武德初與中書令、侍中，並列爲“四輔”，其“總領六官，紀綱百揆”[16]的百僚師長地位如李絳所說，不過貞觀以後僕射權限卻逐漸降低，高宗以後不加同三品或平章事者即不是真宰相。從《唐會要》等史料所說坐受四品官拜的上事儀，顯然並非用於僕射盛時，而已是武則天和唐玄宗褒寵老臣、重臣的殊禮。史載王及善和豆盧欽望是武則天朝的元老重臣。《舊唐書》卷九○，王及善聖曆二年（公元699年）以中書令拜文昌左相時已三上疏“乞骸骨”，拜後“旬日薨”。豆盧欽望也是由太子宮尹拜之。而張說拜右丞相有兩次，一次是在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由中書令遷右丞相；一次是在已致仕後一年多的開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17]。從當時制禮以王及善和豆盧欽望爲據來看，是第二次的可能性極大。此次拜禮確實“極其尊大”，令人矚目；而且殊榮所及，大概也不止于張說一人。《文苑英華》卷一六八記唐玄宗有《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幹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一首》，張說、宋璟、源乾曜、蕭嵩、裴光庭、宇文融各有《奉和御制說、璟、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一首應制》[18]。其中玄宗詩“鴛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燕，觴連北斗醇”、宋璟“太常陳禮樂，中掖降贊裾”和源乾曜“鼓鍾重享禮，鴛鷺集朝倫”，都從不同角度描繪了上事禮和宴集的隆重與盛大。而裴光庭“樂賢聞往誥，褒德偶茲辰。端揆升元老，師謀擇累仁”以及宇文融“寵護元良密，容瞻端揆遷。職優三事老，位在百僚先”的詩句，更明確道及三人作爲開元中卓有貢獻並且德高望重的老臣，從宰相退位罷任而官升爲端揆（僕射別稱）、師謀（指太子少傅），受到玄宗優禮的事實。換言之，玄宗升進其官乃至爲之舉辦如此盛況空前的禮儀是對他們的特殊褒賞和對禮樂升平的宣揚，而並非如李絳所說是武德貞觀以來所習見習慣的常行之制。不過在張說等之後，也許僕射儀在權臣看來已是一種榮光。《新唐書》卷一二七《裴耀卿傳》载曰：
（裴耀卿）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案。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
這裏李林甫上任張揚其禮，固可見出當時僕射儀已相形見重，只不過裴耀卿的簡約低調表明具體行事尚因人而異。且其中是否一定有前之坐受侍郎中丞拜、“位在百僚先”之排場，尚不得而知。
那麽爲何有關僕射上事禮會在唐後期引起關注呢？嚴耕望先生據其反覆過程並“終以儀如三公爲折衷”的結果分析說：“蓋中葉以後，僕射雖有師長之名，而其權其位皆無師長之實，用人又非重望者，故前期隆崇禮數自難再行，群議革之，是矣。然謂僕射位在三公下故禮數不能崇過三公，此在中葉以後固然，若以非議舊儀，則殊失當。蓋三公品秩雖高，然不率衆官，僕射則百僚師長，地位固不同也。”認爲僕射作爲百僚師長不同于三公，故有特殊的上事儀，又分析其禮儀的變化從尚書省長官後期職權地位的總體下降出發，的爲確論。但是上述事實說明此儀在僕射職權地位已然下降的武則天和唐玄宗時代就是不尋常的殊禮，關於僕射上事坐受四品官拜的爭論在元和以後反覆出現並重定，則顯然並不能完全以此爲緣由。任爽《唐代禮制研究》一書涉及這一問題，提出應將僕射儀的變化作爲“唐代後期禮制調整的主要內容之一”來對待[19]。筆者認爲若想進一步瞭解禮制變化的原因，即必須對其過程重加辨析。而重溫史料得知，唐後期僕射上事儀的爭論和變化大體可以分爲以下削落——恢復——削落的三個起伏階段。
第一個階段始于元和初，《舊唐書》卷一六九《王璠傳》稱寶曆中論禮，中書門下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由於史載伊慎從義武節度使入遷右僕射是在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十二月或元和初[20]，因此削去舊儀至遲不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據前揭史料元和三年裴均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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