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爲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踳駁之制，每致沸騰之意。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爲定制，使得遵行。

“因循踳駁之制，每致沸騰之意”說明當時的爭論不但經常，而且激烈。針對竇易直所奏，禮官太常卿崔邠、博士衛中行等召禮官參議，均贊成其說。提出“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令（宜？）准此禮爲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其非典禮之文，又無格敕爲據，斯乃越理隨時之法，有司尋合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並高度評價開元禮，以爲“其源太宗創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開元禮”，所以僕射初上受百僚答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開元[禮]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且朝廷規定“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的隔品拜禮並非不答拜，如按照“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的古禮和鄭玄注，僕射如不答拜，就是臣其百僚。又按漢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作爲八座之一，也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請求“約三公上儀，及開元禮而爲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此議送都省詳議後，至元和七年二月，左丞段平仲又奏稱：

　　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答拜。又准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議（儀？）而嘗（常？）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或有增損，事體深爲折衷，酌爲永制，可以施行。

也即決定取消僕射上事“獨受侍郎中丞等拜”的殊禮，仍“依三公上儀”。結果這件由太常禮院及兵部尚書王詔（紹）等三十三人連署的奏文得到皇帝“制可”，成爲一時的依據。《五代會要》卷一四《左右僕射》載後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稱“又檢《禮閣新儀》，並不載諸品大臣上事禮例，唯僕射初上見群僚輕重之禮”。按據《舊唐書》卷一七一《李漢傳》記李漢奏關於僕射上事，“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是韋公肅元和中曾參議其事，前揭《舊唐書·憲宗下》所載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書省重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事，即其結果。《禮閣新儀》一書所記應爲當時定制。
　　這次爭論僕射上事儀的起因是什麽呢？《舊唐書》卷一六七《竇易直傳》稱：

　　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左僕射，卻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由此而知，前揭元和六年竇易直的上奏顯然起因于鄭餘慶所定僕射“不與隔品官亢禮”。所謂不與隔品官抗禮，也即僕射上日凡遇到低於自己兩級（不管是不是屬於本司統屬之下）的官吏致敬，就應受其拜禮的舊制。御史中丞在唐後期已經是御史臺實際長官，在職事的要重方面已經超過僕射，竇易直從自己的地位出發，反對行此禮，故有是奏。這樣便使爭執告一段落。因此以元和年間爲代表，僕射上事儀基本上是以恢復開元禮和削落僕射拜禮“舊儀”爲趨勢，爲主線。而所謂依三公上儀大概也是只取消坐受四品官拜其他則不改。《舊唐書》卷一二九《韓臯傳》：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正月，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

這個“命中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僚送上”的“近式”似即元和七年所定。同書卷一六《穆宗紀》也有長慶二年三月“丙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訖，謁太廟。赴尚書省上，宰臣百僚皆送”的記載。則“宰臣百僚皆送”以及宣賜酒食僕射應與三公相同。
　　第二個階段的主要爭議似在文宗時代，但是此前寶曆元年已有前揭李絳上疏。《舊唐書》卷一六九《王璠傳》記此事緣于御史中丞王璠與宰相李逢吉親厚，“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所以李絳重申舊儀，提出：“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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