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處分。”

《舊唐書》卷一七一《李漢傳》亦載此事：

　　（大和）八（按八當爲六之誤）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

其時不但李漢反對恢復僕射上事受中丞拜，即“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的王彥威也表示反對。《舊唐書》卷一五七《王彥威傳》稱彥威因李漢奏，並針對中書門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的奏請，上奏論曰：

　　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井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群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此外反對者還有李固言。前揭大和四年王涯上事他強調答拜和“禮、令相戾”者就已經表了態。《舊唐書》卷一七三本傳說他“大和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而同書卷一七下《文宗紀》同年秋七月甲辰條，则稱“右丞李固言等奏狀，論僕射省中上事，不合受四品已下拜。敕旨：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處分”。可見他堅持反對之議一直持續到大和七年七月，但無論是誰的反對都沒有發生作用，僕射受四品官拜禮照舊實行，而且就連大和四年已被取消的御史中丞拜可能也被恢復。由此可見從寶曆初到文宗朝，雖然有反覆，但總的主張和趨勢是恢復舊儀。
　　第三階段爭議發生於會昌二年正月。《唐會要》卷五七載其時宰相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其奏中再次提出禮令中無此儀，但“近年禮變，多傳舊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爲隔品致敬”的問題。認爲諸禮致敬，本應“是先拜後拜之儀，非受拜之謂”。此外又以皇太子初見答拜群臣爲例，論“尊無二上，禮須避嫌”的道理，提出“受拜既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並再以《禮記》爲依據，指出“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爲故事，何所取法”，以及開元元年定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的不合理。請求僕射上日，“依三公上儀，垂爲定制”並“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其基本內容都是重復李漢、王彥威之言，但朝旨“從之”，看來至少武宗朝又行元和七年之制。宣宗朝未聞再改，《会要》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三日敕特別提到“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貢例勾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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