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啓奏：伏奉敕旨，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文者。謹按《儀制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則斂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平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爲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屬官於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文。

李啓奏中還批評了御史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爲公禮”，以致因循既久，便作威作福，“籠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爲罪”的情況。並針對御史中丞要求與僕射“均禮”的問題，提出：

　　臣等自奉敕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敕，各得牒報，並無臺官於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相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興化門，待與參從相得而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宜，典章不紊。

根據這一奏文，敕旨遂有“僕射實百僚師長。國初爲宰相正官，官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勳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列上淩，舊章下替，昨令參議，頗爲得中，宜付所司，永爲定制”的批示。這次不但明確規定“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在拜官儀式上，也使中丞大夫對僕射實行如同中丞以下對御史大夫的參拜儀，基本恢復舊制，與元和精神適足相反。
　　大和三年何以會有這次重定儀制，《唐會要》未言具體原因。所知是到了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則進一步明確“僕射上儀，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的“故事”。解釋“元和七年雜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原因是“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禮”，故而以爲拜官禮“祗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爲人而升降。[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則似太輕”；決定“令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並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敕處分”，所謂御史臺六品以下，已不包括五品的御史中丞，是唯獨御史中丞依元和七年仍行不拜之禮，此折中之議獲敕旨允從，但事實上或有出入。據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證，竇易直曾於寶曆末及大和中先後任右、左僕射之職，而大和四年九月，正爲竇易直由山南東道節度使入遷左僕射之時[21]。由前揭《竇易直傳》所說“及易直爲左僕射，卻行隔品致敬之禮”，是竇易直仍行舊儀。或會認爲此儀注即竇易直所定，但是《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稱：

　　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統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于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于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

據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二《通表上》，王涯遷尚書右僕射是在大和四年九月九日庚辰，稍早于竇易直入遷左僕射的九月十五日丙戌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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