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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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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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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2]陈耀钧、阎频：《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1985年第12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说明”，第133页；李学勤：《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汉律价值初探（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4]［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此外，赞成《二年律令》为吕后二年说的高敏先生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总结在此之前诸帝所先后制定的汉律的汇抄”。“汇抄”这一语汇的词义不甚明晰，高敏是否赞同吕后二年对汉律进行过全面修订、以及是否认同《二年律令》是一部法典，不得而知。
[5]律令法系的提法首先是由中田熏先生提出的。［日］中田熏：《支那における律令法系の發達について》、《<支那律令法系の發達>補考》，均收入氏著《法制史论集四》，岩波書店1964年版。
[6]此据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程树德引《释名》作“令，领也，领理之使不相犯也。”“理领”作“领理”，“不得相犯”作“不相犯”。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令（诏条附）》“律与令之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页。
[7]贝冢茂树和堀敏一均认为此“令”字为“今”字之误。参见［日］贝冢茂树：《汉律略考》（1930年初出），收入《贝冢茂树著作集》第三卷，转引自后揭堀敏一文；［日］堀敏一著、程维荣等译：《晋泰始律令的制定》，见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85页。原文载《东洋文化》六十，1980年，收入《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我的中国学（二）》，汲古书院1994年版。另见［日］堀敏一：《晋泰始律令的形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8]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令（诏条附）》“律与令之别”条误作“六百四十一”（第23页），后人多从其误。
[9]［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10]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第13—14页。
[12]［日］中田熏：《<支那律令法系の發達>補考》，《法制史研究》第三號，1953年，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13]陈梦家：《西汉施行诏书目录》，见陈梦家：《汉简缀述》，《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五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284页。（其文完成于1963年。）
[14]陈梦家：《王杖十简考释》，见甘肃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文献中，“挈令”亦写作“絜令”。大庭脩先生认为宜读为“挈令”，《说文》“挈”为“悬持”的意思。参见［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75、76页。高恒先生认为宜读如“絜令”，《说文》“絜，麻一耑也。”段注：“一耑犹一束也。”所谓“絜令”就是“令集”。参见高恒《汉简牍中所见令文辑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日］堀敏一著、程维荣等译：《晋泰始律令的制定》，见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第282-301页。关于晋泰始律令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中国学者早有论述，如杨鸿烈先生认为泰始律的制定“为中古时代法典大备的开始”。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17页。祝总斌先生对此亦有详细论述，参见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北京大学学报》198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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