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
 |
时间：2009-7-24 13:55:42 来源：不详
|
|
|
3年第2期。
[16] 张建国：《魏晋律令法典比较研究》，《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7]［日］宫宅洁：《汉令的起源和它的编纂》，《中国史研究》第五卷，1995年，转引自［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18]日本学者所说的“以事项命名的令”即陈梦家所说“以内容分类的令”。
[19]［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20]［日］中田熏：《<支那律令法系の發達>補考》，《法制史研究》第三號，1953年。转引自滋贺秀三著、程维荣等译：《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收入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
[21]［日］中田熏：《古法杂观》，《法制史研究》第一号，转引自滋贺秀三著、程维荣等译《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收入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
[22]［日］滋贺秀三著、程维荣等译：《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收入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二卷，第263-266页。
[23]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45、146页；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24]《二年律令·秩律》简450：“大仓中厩、未央厩、外乐、池阳、长陵、濮阳，秩各八百。”高敏先生首先发掘了这条材料，但他认为“长陵”之名始于刘邦死后，于长陵设令必为惠帝初年之事，因此认定《秩律》制定于惠帝即位五月诏时。参见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对此我不完全赞同。虽然可以认定它不是萧何制定的原律条，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一定是惠帝即位时制定的，不能排除高祖后期或惠、吕后时修订过此律，增补了长陵。此外，高先生在该文中还提出《二年律令》中的《户律》、《赐律》应肇端于汉高祖五年五月诏，《置后律》可能制定于刘邦死后和惠帝即位之初。对此我亦有不同看法。汉高祖五年五月令脱籍的农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的确表明汉王朝至此确定了实行“名田宅制”的原则，但是，当时刘邦即皇帝位仅三个月，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制定一套如此完备的名田宅制度法。《户律》中关于以爵位名田宅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简310—316），在高祖五年五月诏前即已存在，它应该来源于商鞅变法以来的秦法。（参见拙文《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而且，高帝五年五月虽然确定了继续实行名田宅制的原则，但是，并不等于即时即编入法典。在前揭拙文中，已经论证《置后律》是与“名田宅制”即《户律》内容相配伍的法律，因此，它也应该在秦时确立，高祖五年被确定为汉法继承。高先生将制定《赐律》的时间定为高祖五年五月，其依据是《赐律》简291“公乘比六百石”，享受高爵者待遇，“后来，高爵的起点上移到第九级爵‘五大夫’，至晚，到武帝时亦是如此，因为武帝时出现了‘民多买复及五大夫’的现象（语见《史记·平准书》）”。证据似嫌不足。
[25]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听民放铸也。”
[26]［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8页，原书刊于1952年。
[27]睡虎地秦律有两段内容类似的律文，但不属《钱律》，而属《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第55页）；“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金布”（第57页）。
[28]《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这里没有采用《史记·秦本纪》《集解》所引张晏、如淳说，是采纳了张建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史记集解的解释都是从其他书上转抄而来，以上关于张晏、如淳关于三族的解释就可能取自《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参见张建国《夷三族解析》，《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29]陈乃华：《秦汉族刑考》，《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30]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汉律价值初探（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1]整理小组《注释》：“胡，《汉书·地理志》京兆湖县‘故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