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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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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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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九法，太宗改作，轻重之差，世有定籍。”《盐铁论·轻重》御史曰：“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
[54]对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是否是张汤、赵禹所作，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汉书·刑法志》此段记载不实。参见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等。
[55]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
[56]参见前引《晋书·刑法志》，及前引《魏书·刑罚志》：“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
[57]关于元、哀减省刑罚之事，《汉书·元帝纪》记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省刑罚七十余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此外，《晋书·刑法志》引东汉初年梁统上书说：“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此外，《后汉书·梁统列传》、袁宏《后汉纪》（周天游校注本，卷第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亦载有梁统上书，其文与《晋书·刑法志》略有不同。《后汉书·梁统列传》载：“臣窃见元哀二帝轻殊死之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至哀、平继体，而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关于哀帝减省刑罚之事，《东观汉记》亦有记载：“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说不确。梁统上书批评丞相王嘉等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即“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而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王嘉任丞相在哀帝建平三年，元寿元年三月下狱死，因此，修订律令的时间的确如梁统上书所说应在建平元年至四年，所花的时间远远长于武帝和元、成时。
[58]《后汉书·光武帝纪》。
[59]《盐铁论·刑德》载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上文学语：“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引《晋书·刑法志》，说“疑此文‘百’上脱‘三’字。”
[60]《后汉书·应奉列传附子劭》：“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环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献帝善之。”
[61]［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62]［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63]参见徐世虹《汉代法律载体考述》，见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三卷《历代法制考·两汉魏晋南北朝法制考》三，第151－161页。
[64]［日］富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第七二冊，2000年。
[65]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
[66]但是，正如本文中心所论，我不同意滋贺先生由此推断“九章律”的形成没有任何的公权起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正如吕后二年修订的法典被称作“二年律令”一样，萧何所作律也应该有类似的名称。只是后来由于“九章律”名的兴起和流行，以后各朝修订的律令大概就不再称作“某年律令”了。这可能也与武帝以前各朝皇帝没有年号有一定的关系。 << 上一页 [21] [22] [23]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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