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而高澄生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于安定王元朗中兴元年（532）始立为世子[36]，辟亲信都督，不得早于此年。其年丰洛已二十五岁，不应称为“弱冠”。此前丰洛以“六州军士”身份，已入高欢阵营有年，“弱冠”盖略叙其事。“亲信都督”一职，见于北魏末年及东、西魏之际，可能是统领“亲信”的武官。胡三省说：“亲信都督，魏末诸将擅兵，始置是官，以领亲兵。”[37]胡氏这样解释亲信都督，是就其性质与实际状况而言，自然不误，但是未能阐清此一制度的渊源所自。兹略加辨证，以明其源流。
亲信，是高级官员与贵族所配备的护卫亲兵。《隋书·百官志》：“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并有亲信、帐内，各随品高卑而制员。”[38]而北魏末年权贵得配置亲信的制度，可能是从南朝学来的。作为恩渥优礼的待遇，“给亲信”虽然最早见于西晋[39]，祗是到了南朝才形成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重者加亲信二十人。”[40]所谓“重者”，由南朝史书中“给亲信”、“加亲信”的记载来看，这种恩典绝大多数都是加给左、右光禄大夫和金紫光禄大夫的[41]。南朝的亲信，大概主要从事厮役，并非兵士。“给亲信”和“给扶”，在南朝都是对耆年大臣的优渥制度。北魏后期可能学习了这一制度，也有了类似的“给亲信”[42]和“给扶”[43]。重臣得配亲信，就成为一个制度。可是，最初所配的“亲信”，应当与南朝接近，并非武装人员，大概主要是厮役供养之徒，至多不过是仪卫性质。
北魏末年，“亲信”一变而为武士。从史料分析，这一转变的契机，应当是尓朱荣所建立的心腹武装“亲信”组织。高欢曾任尓朱荣亲信都督[44]，另外綦连猛曾被尓朱荣“征为亲信” [45]。我推测，尓朱荣利用了重臣得配亲信的现有制度，把亲信改造成为贴身的武装侍卫。亲信的性质由此而变。高欢出自尓朱集团，继承了这一制度。东魏时期，高氏霸府继续改造“亲信”制度，扩大“亲信”的组织规模，把亲信变成霸府的一种相当于皇朝禁卫亲军的武装力量，亲信都督遂成为一个重要的中级武官。正史中这期间历官亲信都督的，有尉兴庆、段韶、斛律光、厍狄盛、元景安[46]。石刻材料中也颇有人担任此职[47]。亲信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有都督，也有副都督，皮景和、鲜于世荣曾任高欢亲信副都督[48]。入齐以后，未再见此职，大约已归并到领军系统的禁军中去了。亲信制度倒是在西魏和北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亲信成为起家官之一[49]，西魏也见有“亲信都督”[50]，大概同样源于尓朱氏。后来北周和隋的“领亲信”都是由此派生的。
4.“使持节都督北华州诸军事、北华州刺史”
北华州，据《魏书·地理志》：“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51]志文简约，语焉不详。《隋书·地理志》上郡条与扶风郡汧源县条，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说明。其上郡条曰：“后魏置东秦州，后改为北华州。西魏改为敷州。大业二年改为鄜城郡，后改为上郡。”[52]其扶风郡汧源县条曰：“又有西魏东秦州，后改为陇州，大业三年州废。”[53]《元和郡县图志》坊州条：“刘、石、苻、姚时，于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镇，常以兵守之。后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孝明帝改为北华州，废帝改为鄜州。”[54]由以上所引，我们知道，孝文帝十五年改杏城镇为东秦州，到孝明帝时又改东秦州为北华州，北华州治杏城，属中部郡中部县，即今陕西省黄陵县境内。关于孝明帝改东秦州为北华州的时间，亦可考知。《太平寰宇记》：“孝明正光三年，分泾州岐州之地，兼置东秦州于故汧城，领陇东、安夷、汧县三郡。”[55]据此，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在岐州平秦郡雍县的汧城（今陕西省陇县西南）设置了另一个东秦州。这一时间，也应当是以杏城为中心的东秦州改名北华州的时间。甚至可以说，之所以要改名为北华州，是因为东秦州的名字另有用处。原东秦州以南是华州，以此为基准，遂改名北华州。但是，为什么要在汧城另置东秦州呢？这是由当时陇右和陇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孝明帝正光二年初，南秦州氐人反，魏廷命邴虬讨叛[56]；形势显示邴虬往而无功，到年底，更大规模、更大地区的氐人卷入了反乱，河间王元琛也遭遇惨败[57]。可以说，南秦州氐人的反乱，是北魏末年边镇大反乱的先声。这一形势对陇右和关中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想，这正是魏朝廷要在汧城设置一个“东秦州”的原因——招抚反乱地区流迸出来的流民，并策划进一步的用兵。因此，前引《隋书》谓汧城的东秦州置于西魏的说法，是错误的。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已经予以澄清，他并指出《魏书·地形志》不提汧城的东秦州也是一个遗漏[58]。
杏城地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以部族成分复杂、各部族叛服无常而著名，而尤以卢水胡为多[59]。前、后秦时代，杏城的战略价值由于其靠近长安而凸显出来。《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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