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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

时间:2009-7-24 13:55:43  来源:不详
毛德祖为秦州刺史,显然是针对已经控制陇右地区的赫连勃勃。刘裕在关中最西的重镇是武功,所以其秦州应当设在武功。勃勃据有关中以后,给结好江左的仇池国一个姿态,作为相应的政策,在武功也侨置北秦州;从制度渊源上说与前秦、后秦的南秦州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直接继承了刘裕的措置。这便是镇武功的北秦州刺史的由来。至于梁州,同样继承的是前、后秦的传统,同时又针对江左政权所实际控制的汉中地区。明白了这些,我们该知道,勃勃于关中的各项兴革,既是继承前、后秦,又刻意针对刘裕已有的措施。那么,刘裕十分重视因而特别设置的东秦州,也理应得到勃勃的类似反应。所以,我认为,《晋书》“秦州刺史镇杏城”一语,本应当是“东秦州刺史镇杏城”,史书脱一东字。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首先在杏城设置东秦州的,便是赫连夏了。
  北魏孝文帝改杏城镇为州时,自然会尊重当地已有的传统,以“东秦州”作为其州名了。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东秦州地名产生的曲折过程。其实,这一时期很多地名都处在急剧变动中,乍看相当混乱,深入考察之后,能够看到其中变迁的线索与逻辑。变化的地名,也反映着变化中的社会与政治[70]。
  《丰洛墓志》中丰洛为“使持节都督北华州诸军事、北华州刺史”,时间应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50)。这时汾水下游和黄河以西,都在西魏控制之下,杏城地区当然更加不能容高氏集团染指了。可是,丰洛仍然得任北华州刺史。这是对立政权间从政治合法性上否定对手的一个重要手段,宣示着对大一统的古老政治传统的认同。仅仅在《北齐书》中,我们就可以随意找到许多类似的任官实例,如厍狄回洛为夏州刺史、张保洛为西夏州刺史、斛律羌举为东夏州刺史、袁洪猛为灵州刺史、鲜于世荣为河州刺史[71],等等。

  5.“洎水德革命,木运应图”
  北魏肈基于云、代,即在夺取中原之后,仍长期都于平城,以云、代地区为立国根本。北魏建立之初,对于暦运行次问题,是什么态度呢?《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二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72]《魏书·礼志》也说:“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73]既然讨论的是暦运行次,便存在着一个五行生胜的问题。依据西汉末年以来的暦运行次理论及实践,五行相生才是法统传承的合理轨道。既然北魏自居为土德,火生土,那么北魏之前的正统政权就是火德了。这是指哪一个政权呢?从《魏书》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说明文字。让我们对汉魏以来的暦运行次略作回顾。
  案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成于汉代。西汉末年以后,汉为火德,遂成不易之论[74],此乃文史常识,无待繁言。中古世乱,丧失一统局面,政权转移既速,民族纠葛、华夷之别复掺杂其中。争正朔、明法统,就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魏以土德承汉,晋以金德承魏。东晋偏在江东,号称正统,南朝四代,遂各以运次相承:宋居水德,齐居木德,梁居火德,陈居土德。这些都是学者耳熟能详的故实,亦无待考证。问题是,与东晋南朝同时,在北方,暦运行次的政治理论,又以怎样的形式发生着作用呢?特别是在北魏之前,即五胡十六国时期,暦运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
  十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少数族各政权,从政治理论到百官制度再到文化倾向,无不以汉魏为榜样,认同于华夏传统。其部族发育、社会发展虽各有偏短,但认同华夏、脱离原有部族文化与狭隘组织的趋势,却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所有少数族政权中。作为华夏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暦运行次的讲求,也同样体现在五胡政权中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抱负的胡族精英身上。迭兴于中原地区的胡族政权,惟恐不在正统,又不得不斥江东为非正统,遂亦各有所居。
  刘渊建汉,上承刘备,居炎汉之火德,并魏晋而排斥之。这种否认传统、罔顾现实的的作法,到了刘曜时候就被放弃了。刘曜改国号曰赵,承晋为水德[75]。石赵既与刘曜为敌,亦承晋为水德[76]。慕容前燕最初以水承晋[77],后乃以木德承石赵之水德[78]。同时与燕东西分立的苻秦,也同样承赵为木行。《晋书·姚苌载记》:“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79] 这说明,苻秦承石赵为木行,恰与前燕一致,同样认可了石赵的正统地位。故石赵为五胡中最早获得法统认可的政权。
  从十六国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石赵正统地位的这一变化,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华夷问题给五胡政权合法性带来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突破。这给后来相继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族,树立了榜样。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分立的秦燕之间争夺政权合法性的斗争,有什么关联,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钱大昕说苻氏自居木德,“盖以前后赵为一代当水德也”[80],可能混淆了当时人面临此一选择时,其法理思想与现实政治需求间的窘迫处境。无论如何,前燕和前秦都开创了尊胡族政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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