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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

时间:2009-7-24 13:55:43  来源:不详
华夏正统的新传统,表面上尊重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的世次,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本质上却有意识地以地域标准取代了华夷之辨,诚为正统学说史的重大变局,从此为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化奠定了合法性方面的基础。后秦承前秦之木德为火德,就是这一新传统的健康延续。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魏初年自居土德所继承的政权是哪一个?以我们上文所述,北魏以前居火德者,只有两个:汉(包括了西汉、东汉、刘备的蜀汉和刘渊的汉国);后秦。案后秦虽然立国称帝早于北魏十余年,但当拓跋珪称帝议国号行次时,两国处于敌对的并立关系。这种情况下,北魏君臣断断乎不可能把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源头指向后秦。那么,会不会是汉呢?
  何德章著《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81],创造性地指出,拓跋珪天兴时期的“代”、“魏”国号争论,以崔宏为代表的“汉魏衣冠”之族,力主称魏,居土德,根本上是为了以拓跋魏接续曹魏。因此,北魏所居的土德,就是曹魏的土德,承续的是汉朝的火德。这篇文章在论述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方面,颇具启发力[82]。但是,主张拓跋之魏,即曹魏之魏,稍嫌操切,证据不足。田余庆先生已经指出拓跋珪以魏为国号,还是基于更为切近的现实利害的考虑[83]。从暦运行次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对拓跋魏土德即曹魏土德的观点,提出驳正。
  《魏书·礼志》记载了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关于德运行次问题的一场重要讨论[84]。这场讨论是孝文帝一系列激烈改革中的一环。所谓改革,就是拋弃拓跋旧俗中不合于华夏传统的那些东西,使社会发育和文化素质本来较低的拓跋集团及北魏政权,从礼乐形式到政治理念各个方面,都迅速靠拢并融入汉魏传统,“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85]。参与讨论行次问题的各人,自然都多少能够体会孝文帝的这一意图。照理,辩论双方应当围绕着坚持还是放弃拓跋珪时代确定的行次原则而展开,也就是围绕着魏居土德是否合理来发表意见。反对土德的,必须说明拓跋魏并非曹魏的延续;坚持土德的,要说明拓跋魏续于曹魏之后承汉火德的合理。如果讨论是这样展开的,那么拓跋珪改国号为魏乃是意在直接接续曹魏(如同刘渊之称汉)的主张,就可以成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一主张就很可疑了。
  事实上,讨论双方,并没有围绕延续曹魏、承汉火德的合理与否来展开。以高闾为一方,以李彪、崔光为另一方,双方争辩的核心是,是否应当承认西晋之后在北方建立政权的赵、燕、秦的正统地位。很显然,高闾代表的是一个保守观点,即北魏此前居于优势的观点,他承认石赵、慕容燕和苻秦的合法性,主张北魏承苻秦之后。而李彪和崔光却高标汉儒经义,以十六国为僭拟,主张排斥赵、燕、秦,远承西晋之金行为水德。在这一辩论中,高闾继承了前燕以来对于德运世次的理解,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特定性。而李彪和崔光对正统的理解,更有回归汉儒的倾向,他们强调法统的道德评判,从汉儒否定秦朝正统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并且由此把十六国政权贬入闰位,视同僭窃。——这场辩论的核心,既然集中于认可或否定赵、燕、秦的正统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孝文帝发动这一场辩论以前,压倒性的、官方认可的观点,就是高闾所努力辩护的观点:北魏的世次,排在前秦的后面,前面还有石赵和前燕。高闾说:“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至此,我们认为,拓跋珪和崔宏所确立的北魏行次,乃是以继承苻氏前秦为基础的,实与曹魏无涉。其正统运暦思想,与燕、秦基本一致。
  然而,高闾所说苻秦继燕为火德,这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后秦时的说法不同。姚苌既明确“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说明苻秦决没有承燕的事实,苻秦自居木德,乃是承赵之后。虽然前燕灭于前秦,但是苻健称帝与慕容儁同年(352),前秦没有承前燕的理由。这个矛盾如何理解呢?我以为,高闾所说的苻秦继燕,并不是苻秦自己的主张,而是魏人的观点。苻秦直接继赵,置慕容燕于非法地位,对于重视慕容燕历史的拓跋魏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高闾所说“燕承赵”、“秦承燕”,乃是魏人的观点。这就如同汉人复位秦以前的世次暦运,北魏前期可能也曾经对十六国时期的中原各政权进行了暦运排定,其结论与前秦自己的观点有异,也就不奇怪了。
  如此说来,在孝文帝重议暦运以前,十六国历史还没有被全部打入僭伪的冷宫。前燕、前秦、后秦乃至北魏初期,北方正统延续不绝的观点,对于此起彼伏的胡族政权的华夏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到孝文改制时候,北方的破碎局面已不复存在,重新核定正统概念,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消除那种把北魏看作十六国的继续的认识,对于拓跋集团的深入汉化,无疑是有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此,崔光等人主张排斥赵、燕、秦,以水德直接承晋之金行,否定刘、石以来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直以整顿历史、远宗汉儒为标的,“近蠲谬伪,远即神正”。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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