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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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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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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记》谓“杏城镇，姚苌置”[60]，就反映了从前秦以来杏城地区部族形势对于全局影响力的提高。岭北地区部族复杂、易动难安的局面，经后秦、赫连夏至于北魏，非但没有好转，似乎变本加厉，更趋严重了。孝文迁洛以前，杏城地区经常发生部族叛乱，动辄危及渭河以南的长安地区乃至黄河以东的并、汾地区[61]。从部族熔冶、化合的立场看，这个时期以杏城为中心的岭北各少数族，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迁，各部族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部族形式和特征，而纷纷融汇到“稽胡化”、“杂胡化”的历史潮流中。历史地看，这正是中古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表现在黄河两岸地区各部族中的曲折途径之一。孝文帝改杏城镇为东秦州，应当就是为了以更有效的政治手段处理这一地区的部族纷争问题。在此我们要面对这一问题：孝文帝为什么要把这一地区设置为东秦州呢？也就是说，东秦州是如何得名的？秦州远在陇右，其间隔着雍、泾、豳、岐等州，这一现象如何理解呢？
在雍州境内设置东秦州，并非始于北魏孝文帝，而始于一度占领了关中的刘裕。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秋，刘裕灭后秦，控制了关中的岭南大部分地区。同年冬，刘裕返回江东，留子义真镇长安。《宋书·武三王·刘义真传》：“乃以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寻除正，加节，又进督并东秦二州、司州之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领东秦州刺史。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得归本。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62]《资治通鉴》叙其事曰：“裕以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毛）德祖领秦州刺史。”[63]可见，刘裕在关中既置有秦州，复置有东秦州，两个秦州之间，东秦州显然更重。《南齐书·州郡志》：“（义熙）十四年，置东秦州，刘义真为刺史。”[64]十四年当作十三年。案刘裕大军入关，西纔至槐里，北不能逾岭，其秦州当置于武功，则东秦州必在渭北冯翊境。自西晋末年以来，历刘、石、苻、姚之变，秦州流民源源下陇，东徙而屯聚雍州者最众。刘裕置秦州，遥领陇右，仅仅具有政治姿态的意义，所以由排名约在第五、六位的毛德祖任刺史；而置东秦州，则是管理流徙屯聚于雍州界内的秦陇流民，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职官，就须由留在关中的统帅刘义真亲自兼任刺史了。因此，雍州东部在刘裕时候设置东秦州，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然而，北魏孝文帝在杏城置东秦州，并不是直接受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刘裕的影响。最直接影响了孝文帝的，是继承了刘裕成果的赫连勃勃。刘裕所置东秦州，并不在杏城地区。此时的杏城，为赫连勃勃所据，成为赫连勃勃经略关中的跳台和基地。勃勃攻取长安、全有关中地区之后，未曾改变其以鄂尔多斯中南部为政治中心的战略，仅在长安置南台，以子赫连璝镇长安。对于赫连夏的政区地理，史料阙乏，我们所知甚少。《晋书·地理志》有一段极简洁的记录：“置幽州牧于大城……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刺史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荆州刺史镇陕，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也。”[65]这一条材料所反映的州镇设置，时间上应当不是平行的。清人洪亮吉早就指出，雍州刺史镇阴密，本是在赫连勃勃夺取长安以前的情况，夺取长安以后，赫连璝便以雍州牧镇长安了[66]。洪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接着对“秦州刺史镇杏城”，提出了同一思路的貭疑，因为在夺取长安的一年多以前，勃勃就攻克了后秦的秦州。如果要置秦州，也只有置于天水上邽才合理，怎么会让“秦州刺史镇杏城”呢？所以，他认为，这也是较早时期的情况[67]。其实，对待《晋书》的这条材料，还需要批判和怀疑。
赫连夏的这些州镇中，雍州和朔州是实地实州。侨置各州中，于大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幽州、于蒲坂置并州，明显是针对拓跋魏的，既有政治需要，又有军事价值。而豫州、荆州之设，自然针对东晋。其余三州，我们先把秦州搁置一边，来分析梁州和北秦州。自义熙三年东晋假仇池氐王杨盛以“使持节、北秦州刺史”的官号以后[68]，南朝各代，率以仇池氐杨氏之首领为北秦州刺史，遂视仇池国为北秦州。北秦州之得名，由于其在侨置于汉中（属梁州）的南秦州之西北。同样是仇池地区，前秦于其地置南秦州，后秦当亦因之[69]，其得名盖由于地在秦州以南。东晋于梁州侨置南秦州之后，很少任命秦州刺史，史书一般说到秦州，其实是指南秦州。刘裕既至关中，形势已变，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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