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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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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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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卒读；难别择，即不知其内容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即不能激励爱国心，不能团结国民。因此，传统史著都是为帝王而作，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为此，他大声疾呼进行史界革命”，甚至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要求以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寻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史学主张。尽管他的某些论断难免矫枉过正之处，但当传统史学于末路彷徨之际，奋起当头棒喝，不啻醍醐灌顶。
梁启超“史界革命”口号提出后，马君武、邓实、陈黻宸等人群起响应。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但这时只是“新史学”的初起阶段，着重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破坏远大于建设，影响也限于学术圈内。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缺少犀利的思想武器、相应的社会氛围及必需的专业理论。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民主与科学观念被普遍接受，思想上的樊篱已不复存在，即使以前会激起巨澜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也只能略起微波，宽松的环境为学术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多数史学家不再信奉唯古是尚或一治一乱的传统史观，进化史观在历史学界已成为主流。’1920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的发刊辞中曾描述当时情况：“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日新月异，而要以进化二字为宗。”即使以持文化守成主义观点著称的柳诒徵等人也认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说他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动机是“求人类演进之通则”及“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陈训慈则说：“史学为理知的事业，常在不断变进之中，而以说明人类进化为要务”。由于大批留学生的回国和外国学者来华执教、讲学，不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规模空前、译著与原著初版时间相去不远，而且由于直接译自欧美原著，避免了此前某些论著从日文转译造成的误解和隔膜，使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流比以前更为激烈和深入。史学界不再限于泛泛的历史观的讨论，而着重于践行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利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具体研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此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从破坏为主转而以建设为主，为史学的科学化、学科化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另外，在新史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一大批后起之秀也开始崭露头角，形成了人数日众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要之，中国史学的转型始于清末，完成于五四时期。这可以从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两个方面的巨变来说明，前者的标志是：在扬弃旧史学的同时，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经过了盲目信奉到择善而从再到创造的不同阶段；后者的标志是，形成了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分化为众多的流派，以及促成史学转型的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一、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及创造
五四时期，西方学说汹涌而入。举其要者，有德国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英国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国鲁滨孙的综合史观、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等等。杜威、罗素等人并曾来华巡回演讲，《东方杂志》、《民铎》、《学艺》等杂志还以专题、甚至专号介绍这些学说，一时影响很大，连梁启超都因受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影响，从进化论立场倒退。对这些新学说的接受虽然存在生吞活剥、朝秦暮楚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对我国史学的转型，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史学理论类著作的大量翻译、编译或撰写出版。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就有：何炳松译美国鲁滨孙著《新史学》、李思纯译法国朗格罗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陈石孚译美国塞利格曼著《经济史观》、黎东方译法国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著《史学》、薛澄清译美国弗领著《历史方法概论》、王造时等译德国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陈韬译德国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等等。其中，《史学方法论》与《史学原论》被认为是“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及“最新学说的精华”的两本名著。此时期国内学者这方面的著作数量激增，梁启超、朱谦之、何炳松、卢绍稷、李则纲、胡哲敷、杨鸿烈等均有撰述，甚至有一人数种者。其中一些还被用作大学教材。截至20世纪30年代，此类书籍已不下数十种，足见史学界对专业理论的重视。
外来学说虽然众多， 但大多昙花一现，影响最大且经久不衰的当数因胡适大力提倡实验主义而形成的实证史学。实验主义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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