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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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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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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涌现了一批研精覃思，严守学术矩矱的英才。吕思勉曾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当时各种史学刊物所起的作用。
一种刊物往往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如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史学与地学》，注重扎实的史料功夫，讲究学有根基。他们的办刊宗旨，吸引了一批同气相求的学者，如梁启超、何炳松、张星烺、张荫麟、孟森、陈守实、蒙文通、钱穆等人。他们的一些重要学术论著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连载8期，另外还有何炳松的《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蒙文通的《古史甄微》，钱穆的《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自序》、《诸子系年考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略钞》等。这些论著的刊载，不但有利于不同风格的学术交流，而且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又如，吴宓、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极其尊重传统文化和文献记载，同时介绍西学，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进行全面的中西比较研究。由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主张不偏不倚治学，具有学术本位、会通特色的“学衡派”，亦称“东南学派”。
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基金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欧美各国退赔的庚款和美国的赫尔基金。在美、英、法、俄、比、荷等国退还的庚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庚款。由此退款而使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进而成立清华学堂，最终发展为蜚声国内外的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才。通过庚款留学而成为我国各学科翘楚者比比皆是，如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姜立夫等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有留美经历者，占了很大的比例。美国退还庚款的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还设立了研究讲座专任教授职位及研究助学金，资助个人研究项目，后来成为著名宋史专家的邓广铭就曾获得过资助。另外，甚至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的经费也主要来自美国退赔的庚款。
赫尔基金的海外资助计划，则直接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并通过它对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六所教会学校的国学研究作了重点资助，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学校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成立的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在洪业主持下，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出版了64种索引，可以快速查阅很多卷帧浩繁的古代重要典籍内容的出处，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无心之柳，编制索引蔚为风气，稍后又有徐炳昶领导的中法研究所编制的多种索引，个人编制的更比比皆是。而且这种工作长期坚持，迄今未辍，范围也从古籍扩展到报刊杂志、出土材料、档案文卷；形式则从纸质发展到电子版、网络版，省却无数翻检时间，堪称功德无量。
其实，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关注史学转型问题。1941年，周予同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一文，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和“转变期”，认为前三期为旧史学，而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四期则“可称为新史学”，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则将中国史学分为五期，其中第五期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亦即现代三四十年间之史学也”，认为这一时期中西史学交流呈不可阻遏之势，学者治学也已迥异往时。此外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有类似的相关论述近若干年来，这方面的文章甚多，无论在讨论问题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前贤有了很大的推进。
需要指出的是，史学转型涉及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史家群体、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问题复杂。仅举一事为例：在巨大的转折中，即使同一阵营的学者也存在不少差异，如新史学家中既有信奉进化论者，也有怀疑进化论者，或先信后疑、先疑后信，甚至自相矛盾者，梁启超、何炳松等皆如此，像胡适那样始终坚守实验主义的学者殊不多见。这种歧异既反映了史学家们认识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也反映了面对不绝涌入的各种西方新学说的不懈探索和慎重选择，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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