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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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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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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内容，但胡适独强调方法论，他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后者是以历史的态度“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即“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由于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在某些方面相同因此容易被不同类型的史家所接受，这也是其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其实，实证方法兼具逻辑、归纳两种方法，并且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因此，它与以归纳法为特征的朴学相去甚远，且更周赡严密。在胡适倡导下，史学界从注重史观、探讨治史目的及史学功用等问题转而注重方法，这也与当时王国维等人正在探索用新方法解决很多悬疑问题有关是新史学建设中注重实践的要求，也是史学转型中的必经阶段。受胡适影响，傅斯年、顾颉刚在继有创获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史学派”—“疑古派”；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柳诒徵为代表的“信古派”，王国维为代表的“释古派”等等。他们虽然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都积极参与了新史学的建设。
傅斯年指出，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不是为了“提倡所谓固有学术”，而是“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的缘故，因此，他要求“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从此观点出发，傅斯年再三强调：史学本是史料学。他提出了极其细密的八种比较史料的方法，以用于“科学的研究”，即直接研究材料，而不是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的东西及其成果。他要求只做好材料的整理工作，“照着材料出货物”，不越出史料一步，反对掺以己意的疏通方法。傅斯年及其领导下的史语所同人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只从事断代史研究，这一点虽然颇受诟病，但这种主专精而非博通的做法与现代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现代史学的专业化要求。
以何炳松为代表的综合史观派则认为， 数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方法虽有裨史学， 但都不足以说明历史全貌，原因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只有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从文化、风俗、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真因”是“人类内心之动机所以特别重视心理方法。朱希祖受德国史学家朗普勒希特的影响，亦曾持相近的观点。何炳松的矛盾在于：理论上虽然力图综合各种方法，尽量不偏不倚，但最终仍归依于难免主观的心理方法；在具体研究中，虽然极力主张新式通史，但又“不敢唱变更纪传体例之高论，”致使理论与实践均陷于自相矛盾。越全面的方法越难践行，这也许是新史学派未能光大的重要原因。
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从怀疑古书到怀疑古史，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并作了较全面的论证，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破坏了原有的古史系统。他们认为文献记载的古史与客观的古史是不同的，前者有撰写者的主观因素在内。这种通过考查作者撰写动机以辨古书真伪的实证主义的内考证方法，成为疑古派的锐利武器，收到了很大成效。
信古派以东南大学同人为主，以《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他们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史学研究中虽然要使用科学方法，但不必非得冠以“科学”二字。陈训慈说：“盖史之近于科学之点，既因研究而益明，吾人但明此同异之理，以治史学，自能无损于史，其名为科学与否，正复无关轻重。且十数年来，各学科之本不以科学名者，今多以其应用科学方法而戴科学之冠。则‘科学’一字，范围已甚宽广，如是而目史为科学庸有何伤？若必以狭义释‘科学’，则吾人宁不畀以科学之名，以示别于自然科学。”他又强调：“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惟详考其性质，最近学者皆确信其与自然科学迥异。故纵多以科学相称者，亦必申明其非自然科学之意。然则史学之所包含者广，吾人但求其实际之裨益，初无须以为必成科学，而后足见史学之伟大也。”在对待古史的态度上，他们笃信儒家经典和正史记载，反对诬古轻疑，要求像顾炎武那样细心读书，信古阙疑。
疑古、信古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治学方法的优劣。疑古派将先进的方法运用于古史研究，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但其不足在于破坏远大于建设；信古派拘泥文献，甚至“考信于六艺”，不愿正视考古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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