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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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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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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学科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在这点上甚至还不如以顽固排斥考古材料闻名的黄侃，其不足在于抱残守缺；两派的共同不足在于，都是以文献决史实，因此，即使合理的解释也往往因为材料来源相同而无法说服对方。释古派独出侪辈之处在于，既不盲目信古，又批评疑古之过，将地下材料与文献相印证，孤证不信，从史源上消除了争议，王国维创造的文献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此成为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在外来学说中，对我国史学界的未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是李大钊。他于 1919至 1920年间，先后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等文章，详细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形成、新旧历史观的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还在北大、北京女高师、北高师等校讲授过“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此外，蔡和森、李达、瞿秋白、陈望道等人都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过贡献。此后，迭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广为人知并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 新史学家群体形成及成就
所谓新史学家，指在史学思想或方法上迥异于传统史家的学人，包括耆儒宿学和后学新进，其中多数人在五四时期已名扬学界或崭露头角。胪列要者，有章太炎、罗振玉、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胡适、陈垣、何炳松、朱希祖、马衡、陈寅恪、李济、顾颉刚、傅斯年等等，其中不同学派各有传人，如东南大学的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刘掞藜等；清华研究院一系的姚名达、徐中舒、吴其昌、谢国祯、姜亮夫等，史语所成员董作宾、劳干、夏鼐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家群体。他们绝大多数能做到商量旧学，涵养新知，尤善以新理论和新方法进行研究，不但在传统课题上有不少新突破，而且开拓了很多新领域。
清末民初是史料大发现的时期。甲骨文字、汉晋简牍、敦煌文卷、内阁大档、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的发现，为史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条件。罗振玉审释出甲骨文中20多个殷帝王名号，并实地考察，考证出小屯为殷墟，直接导致了史语所对殷墟的 15次发掘，从而发现殷商、龙山、仰韶文化之间清晰的地层关系，以铁的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王国维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古文献，重新整理殷世系，改正了《史记·殷本纪》等的窜乱，将我国的信史前推了整整一个朝代，重建了古史系统；同时，通过证实《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基本可靠，纠正了疑古史学造成的怀疑一切的流弊。以致郭沫若说，要论中国的古学，要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必须以罗、王业绩为出发点。其中王国维的贡献更是空前绝后。除古史外，他还利用简牍、敦煌文卷等进行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他不但参与创立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兴学科，还创造了二重证据法、甲骨缀合法等新方法，并被广泛用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如对信件的缀合），泽被后学。陈寅恪独具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多种学科、经眼域外大量珍贵艺术品的优势，以诗证史、以内典证史，多方面突破陈说。例如，他从民族学视角解释唐代藩镇割据现象，认为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问题的关键是种族文化之关系：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蕃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又如，寥寥数百字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一文，举重若轻地考证出此变文的出典，解决了悬疑已久的问题。作为另一种风格的学者，陈垣系统总结了校勘学、史讳学、年代学等传统学问，他归纳的“校勘四法”受到胡适高度评价，认为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新史学的另一巨大成就，是中外学术界的成功合作。如李济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合作；北京学术界派徐炳昶、黄文弼等人与瑞典斯文·赫定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等。除了各种具体的收获外，这种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促使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为史学的进步提供了又一利器。
三、 外部机制的形成
外部机制主要指史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或史地系、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各地专业学会的成立、专业杂志的创办，以及专项基金支持等等。
首先，各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自北京大学1917年成立中国史学门后的10馀年间，一些比较重要的公私立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系或史地系，如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其次，历史课程设置较前完善。五四以前，历史专业的课程不多，甚至没有固定的课程。如北大中国史学门起初仅有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等不到十门专业课。1928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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