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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君主论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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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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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去。《管》、《吕》二书中的主张只是要求君主顺应自然的特点而做到清静无为。这种“清静无为”允许君主在现实统治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天”（道）的特点是在无声无息的运动流转中孳生养育万事万物。君道和天道一致，所以君主的实际政治行为就应该有“天”的特色，“莫见其形，其功已成”143。这种无为与法家的君主无为有很大差别。法家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君主的绝对统治，通过无为而强化“势”；《管》、《吕》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无为“顺天合民”。它的核心内容是“静”。《管子》对此进行了相对抽象的论证。“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从君主的哲学存在来看，他属于“阴”，所以应该“静”；“阴”的对立面是“阳”，“静”的对立面是“动”，“动”会破坏君主的存在，“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阴胜阳，静胜动，做到这一点，君主的统治就能实现，“静乃自得”144。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帝王也莫不如此，“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145。
“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统治者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在具体政治行为上，君主应该减少对物欲的贪求，尽量不去扰民，“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146。这种“静而不扰，佚而不劳”会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从事家庭生产，最终收到国富民强的效果。再者，“静”要求君主充分重视人民的重要性，甚至要求君主给予人民一分体贴。“夫霸王至所始业，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47，人民是统治的根本和成败的关键；“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148，善待人民会使人民更加认同君主，从而大大加强君主统治的力量。
当然，“清静无为”的推行是以君主的存在为前提的；它的推行并不会对君主的统治造成什么根本性的损害。在整合处于收尾阶段，社会需要强权君主的时候，“清静无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但当整合结束，统一的集权社会已经建立，稳定成为君主考虑的首要问题时，“清静无为”的价值就会彰显出来。像秦国那样的“急暴之政”会在短期内塑造一个强大的帝国；但不会保证这个帝国的长治久安。因为人民对君主残暴和贪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聪明的君主应该懂得“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西汉的统治者从秦的迅速灭亡中悟出了这一点，转而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是“清静无为”君主论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成功应用。
道家君主论和儒家君主论一样，不管是形上的一支，还是形下的一支，都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庄子对人性完整的呼唤尽管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政治效果，但它会在君主静下心来的时候，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更深邃的问题；散见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道家君主论为君主实现长治久安提出了切实、中肯并充满智慧的建议。范文澜先生说：儒家是一条明流，道家是一条暗流，一隐一显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149。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
至此，我们对儒道法三家君主论的分论就全部结束了。下面我们要深入到这些君主论的背后去寻找具有共性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将试图给予它们一个整体的评价。 四、总结：秩序重建与帝国存续
在春秋战国的550年里150，上古的宁静和谐被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异常深刻的动荡和混乱。短暂的变革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些全新的因素；而长久的无序将把社会带到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共识。秩序的重建由此成为整合（Integration）最重要的内容。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和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地方统治者为实现整合在政治上的努力；主要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对治国方略的追求是整合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
儒道法三家的代表人都对无序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他们首先要赋予整合以合法性。不管各派对“一”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明确指出天下应该“归于一”，既尽快结束当今的变乱纷仍，使社会重回有序。有序的回归（整合）必须在领袖的指引下进行。领袖可以是道德楷模，可以是与天地相参的圣人，甚至可以是专制的恶魔，只要他能够确保整合的完成就行。由此看来，在整合进行中，能够给它以切实有效帮助的只有法家君主论。秦从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到公元前221年赢政统一天下，135年间始终笃行法家的教导，最终圆满的完成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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