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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今古文经治学方法论的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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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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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是《两考》。《两考》中《新学伪经考》判定二千年来人们所信奉的儒学典籍是一堆由刘歆伪造的废纸，目的原来是要求人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学；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又将孔子说成是一个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也就是可以任意捏造史实的人物，这就又将由孔子修订的“真经”也推到了“伪书”的泥沼中。从康有为的主观立场来说，他当然是拥戴孔子，神化孔子的。然而，正是在康有为的“考证”下，孔子变成为了一个“造伪”的专家。孔子“造伪”，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科学”精神正处在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样，“孔学”也就不仅在一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上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且，在学术层面上孔子也与“科学”的时代精神相抵牾。因此，疑古思潮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下勃然而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例如，胡适就认为“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1]无怪胡适、顾颉刚要比崔述更进一步，要从疑“传注”进而怀疑“经”本身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康有为，他从“尊孔”的原点出发，但最后的结果，却走向了尊孔的反面，走向了“损孔”和“贱孔”，从而揭开了五四以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疑古思潮大涌动的序幕。 四、余论
今文经学家将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古文经学家则视孔子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同的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因此今文家重《六经》、《春秋》中的“义”，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在学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改，仅“述”之而已。据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缘此发展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一派。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1]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 “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1]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我们不妨可以将这种历史观称之为“循环的进化论”。如果将其中循环的成分剔除，它就有可能成为进化的历史观。到了康有为的时代，进化论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观，康遂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改造，取其进化而弃其循环，建立起了符合近代社会所需要的进化论。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致用”与“无用”，“改革”与“守旧”，这是学术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内贯穿始终的两对矛盾。今文家重“致用”、“更化”，他们强调“改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韵训诂之学，与社会实践比较地隔膜，因而被视为一种“无用”之学。古文经所信奉的“述而不作”原则，在政治实践中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恪守祖训”（“述”，祖述；“不作”，不更改，不变动）或“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倾向。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内忧外患催逼重重。这时，颟顸守旧、不思进取的政治惰性愈来愈被激进的改革派看作是古文经学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毒瘤。因“变法”、“维新”之亟，今文家不得不对古文经学痛下杀手，今、古文经之争遂不可免。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公羊三世说始终是一柄思想利器。因为这种学说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它已经跃出了“史学理论”的范畴而成为改革家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在这批改革家脑际留下的记印是无比深刻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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