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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今古文经治学方法论的论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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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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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改革借助于公羊三世说而行，这种历史观对于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其能量也要大大超过仅靠几个“读书人”在书本上对之进行的“理论探讨”。这样，当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一种时代命题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那样一批由“政治实践家”转入学术领域的“史学家”便很自然地将公羊三世说糅入了进化论的框架内。这就为“史观派”在中国的诞生事先奠定了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思想基础。在历史学范围内，当人们越来越认为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看待历史的运动，这是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时，公羊三世说便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相应贡献。从严复（相信公羊三世说）、夏曾佑（今文家、史学家）所描述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等“社会形态”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津津乐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这其中贯穿着的那一线发展脉络是隐约可辨的。
[1] 《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第634页“自注”。
[2] 《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第670页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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