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
|
|
共理论的杜勒斯，在与苏联打交道时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斗争策略，在杜勒斯看来，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还包括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欲望和“慢性的不安全心理情结”，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但以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为度。因此苏联并不比美国更愿意挑起战争，它同样希望控制军费开支以缓解经济压力，愿意通过合作与美国在竞争方式上达成默契。马克斯认为杜勒斯从未放弃缓和美苏关系的努力。他是1959年美苏首次缓和的主要推动者，甚至1972年的对华缓和政策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延伸。Frederick Marks II, Power and Peace, pp.xi, 110-104, 161, 163.马克斯的著作篇幅不大，提出的问题却很多，虽然史料来源很广，但引证不够具体，从而影响了论证的力度。 四 思想方法的解读
在上述各种争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歧，即从思想方法和外交风格来看，杜勒斯究竟是一个法理-道德主义者，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50-60年代以前一种看法为主，70年代以后，后一种观点逐渐占上风，到80年代后期则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对杜勒斯外交政策的不同评价，实质上就是以此为分界线。批评杜勒斯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个“法理-道德主义者”；称赞他的人则强调其审慎、务实的一面。鉴于杜勒斯身上的某些矛盾现象，80年代以来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模式，即“公开-私下”说：“公开”的杜勒斯的确有“法理-道德主义”倾向，但“私下”或“隐蔽”的杜勒斯却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之多、分歧之大，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杜勒斯外交的“道德主义”和“法理主义”倾向的多半来自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George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 168-189; idem,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30, 75-90;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in N. Graebner, ed., op.cit., pp.289-308; N.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ism (New York, 1956), pp.90-93, 184. 汤森?胡普斯将其著作题为《魔鬼与杜勒斯》，就是强调杜勒斯站在上帝的一边与共产主义“恶魔”殊死搏斗这种“硫磺烈火”式的世界观。T. Hoopes, The Devil of John Foster Dulles, pp.487-491. 霍尔斯蒂的说法也很有代表性：杜勒斯是个“精神决定论”者，将冷战视为“道德而非政治冲突”，完全排除了谈判和妥协。Ole Holsti, "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March 1970), pp.123-157. 凯南也曾强烈批评过这种倾向，不过凯南的看法在80年代末有很大的转变，认为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杜勒斯具有“极其老练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智慧”, “在认识国际形势、准确估量当时的世界给美国政策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方面，显然远远走在了其他任何人的前面”. George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