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
|
|
bsp; 最突出的问题是立论的片面和极端化倾向。“传统派”过分强调杜勒斯的作用，显然失之偏颇，他们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认识也只限于一些表象，因而并不准确。“修正派”试图纠正这一偏差，却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和“领导风格”的赞誉有时也言过其实。以安布罗斯为例，他忽而说“艾森豪威尔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够实现和平。他离任时冷战之紧张、危险和代价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在整个两届任期内继续扩大对苏联的压力”；忽而又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缔造了和平又维持了和平”.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620-626.这种表述上的自相矛盾可以姑且勿论，通观全书，可知作者的意思是：尽管艾森豪威尔积极推行冷战，未能实现美苏缓和，但美苏毕竟没有发生战争，此即他的“最大成就”. 这种似是而非的评价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后修正派”试图调和前两派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的决策地位问题上，一部分人认为两人的作用不可偏废，另一些人则未能免俗，又回到“传统派”的老路，试图重新证明杜勒斯的核心作用。美国学术界在这个本身并不复杂的问题上来回折腾，虽然事出有因，却未免太过钻牛角尖，这种近乎偏执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模式在作怪。
艾森豪威尔虽然未必属于“被动-消极型”总统，James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New Jersey, 1985), Chapter 6.却也并不以独断专行名世，从决策的程序上看，他甚至可以说相当民主。所谓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在许多人那里实际上也主要指艾森豪威尔的最后决定权。艾森豪威尔对一些决策机构的依赖程度与冷战时期的其他总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外交与防务问题的核心决策机制，其地位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真正确立的。参见Raymond Garthoff,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Anna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Diplomatic History, 7 (Fall 1983), pp.307-326. 既然如此，主要政策顾问们对苏联的估计和战略建言就决非无足轻重。
对研究者而言，决策过程固然重要，实施过程同样不可忽视，因为这关系到最初的政策意图是否真正得到贯彻。许多学者指出，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意图和实际结果之间常常有很大差距，“所谓由总统看不见的手幕后操纵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变成华盛顿官僚体制中许多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政府，而这些看不见的手可以将政策转到与总统的意愿无关的方向上去。" Tor Egil Forland, op.cit., pp.221-244.加迪斯的分析更进一层，他指出，权力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拥有最后决定权，它还要求领导者有严格监督决定的实施以保证最初的意图不被破坏的决心和意志，并且具备向下属有效地灌输自己的战略思想的能力，而艾森豪威尔在这两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样一来，作风更顽强、也更善于鼓动的杜勒斯往往就能够给政府的对外战略打上他自己的烙印。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163.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感。这在对苏政策这个首要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虽然任何关于杜勒斯的研究多少都要谈到他的对苏政策，但对其对苏外交战略思想的系统概括和专门论述却并不多见，与此相关的一项较好的尝试是古欣的《一个政治家及其时代》的第7章。加迪斯《遏制战略》的第5章也涉及这一主题。一般都限于局部的分析与描述，未能作纵向的联系（即探寻思想演进的轨迹）和横向的比较（即寻找各政策横断面之间的关联），以找出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那些前后连贯的东西，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杜勒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