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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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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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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形象。争论各方往往从个别现象出发，以偏概全，结果是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有一个杜勒斯，他被支解成无数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虽然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一般都承认杜勒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并已就过去许多研究的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弊病大致达成共识，然而自“修正派”出现以来，杜勒斯的面目，包括他本人的对苏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等等，不仅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加模糊。简言之，“传统派”笔下那个过于简单化的形象已被打碎，而新的、更真实的杜勒斯形象却并未建立。无怪有人说，“杜勒斯如今仍是一个谜”. Cole Kingseed, Eisenhower and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chapter 1.
正是由于忽略了杜勒斯思想的前后联系，加上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战略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面对杜勒斯提出的那些具体的、有时自相矛盾的政策设想（有些只是转瞬即逝的念头），研究者们往往束手无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者为个别现象所左右，仓促地下结论。“公开-私下”的解释模式与两种“主义”之争也很成问题。首先这种区分有时并不容易，何况政治家的公开言论与实际考虑有出入也并非什么罕见的现象。问题在于，原因何在？在具体情况下哪一面与实际政策关系更紧密？再者，杜勒斯不是法理-道德主义者，就一定是现实主义者吗？有的解释很牵强，例如杜勒斯的律师经历，既可以被一些人用来解释他的教条主义和法理主义倾向，也可以被另一些人用来证明他的谨慎、灵活与讲求实效。例如R.Immerman, op.cit., p.74; Ronald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Chapter 4. "公开-私下”的模式，还意味着杜勒斯经常有意掩盖美国的真实意图，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模糊”战术。Gordon Chang, op.cit., pp.98, 121; R.Immerman, ed.,op.cit., pp.271-272. 但这与杜勒斯“大规模报复”论的“威慑”逻辑是有抵触的。杜勒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战争的最大危险在于苏联有可能会错误估计（美国的意图）. " Dulles address, in Dulles Papers (Feb.10, 1947), p.7. Quoted from M.Guhin, op.cit., pp.149-150.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战略上的明晰并不排除战术上的欺诈或迷惑对手的必要，但杜勒斯究竟如何处理其中的矛盾，还必须进一步加以辨析。
总之，虽然有关50年代美国外交的个案研究已经大为深化，但未能在各种局部问题之间建立起联系，战略层次的研究很不够。同样，由于对杜勒斯的整个冷战战略缺乏宏观的认识和考察，战术和策略层次上的种种讨论，不仅杂乱无章、矛盾百出，而且很不确定。杜勒斯究竟如何看待美苏冷战的性质，如何看待他一再谈论的所谓“苏联挑战”或“苏联威胁”的性质，并未得到充分的揭示，而这恰恰是他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前提。正如凯南提出“遏制”政策，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理解了苏联的战后世界观一样，不了解凯南的“苏联观”，便无从理解他何以主张“遏制”，也无从理解他所说的“遏制”在手段上究竟何所指。
其实，杜勒斯早在1939年就以《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1950年又以《战争或和平》一书系统阐述自己的反共观念，就任国务卿时已65岁、并已具有40多年国际事务经验。他长期订阅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广泛研究（《战争或和平》的第二章就是专门谈他对《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心得）。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固定、持久的国际政治理念、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而且对冷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的力量、对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等，也有一些最基本的看法。以其“和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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