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
|
|
平变革”的政治哲学和对战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认识为基础，他在50年代初就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对苏战略观。杜勒斯许多对苏政策主张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明显关联。详见笔者将发表于《史学月刊》的论文：《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杜勒斯与“和平演变”战略的关系，也是一个看似清楚实则相当模糊的问题。杜勒斯经常被认为是西方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其理论上的第一个系统阐释者，这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杜勒斯以“和平变革”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早在30年代后期即已基本成形。他在40年代以前所说的“变革”，主要指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方面的变革，其重点并不在国家这个层次，甚至可以说并未直接涉及一国的内部政治体制问题。不过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在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确发生了蜕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即“和平演变”战略。由于两者在外观上非常相似，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原文多为peaceful change，但50年代以后也时常与peaceful evolution交替使用。这一蜕变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任何困难，以至于“和平变革”说的本来面目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人们往往将其简化或等同于“和平演变”战略。杜勒斯本人也从未指出过其中的界限，他似乎已将“和平演变”政策视为其“和平变革”说的具体化。实际上，杜勒斯在理论上的这一转变与50年代苏东形势的变化和美国政策的调整有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苏东社会内部的宽松趋势之“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中，演变战略在1955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中得到正式确认，见FRUS 1955-1957, vol.24, pp.20-22.杜勒斯逐渐将其“和平变革”说改造为“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注脚。当然，反过来也可以从杜勒斯那里找到此种政策选择的某些思想根源。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加上一个冷战思想史的视角。作为冷战战略家和理论家，杜勒斯在界定冷战的性质、塑造冷战的观念、刻画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形象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评价杜勒斯这样一些冷战史上的重要人物，显然不能只看他们的某个具体主张是否被决策机构采纳，他们的冷战观念和言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冷战史的一部分内容。冷战主角们究竟怎样看待对手和冷战本身的性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反思尤其重要。
关于杜勒斯和50年代的美国外交，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厘清的问题还很多，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端。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囿于其研究立场和观察角度，不免会带有某种倾向性，在冷战格局下有时还相当明显，例如以凯南、摩根索、格雷布那等人对杜勒斯的诸般批评，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与杜勒斯在政治哲学和思想方法上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而更多地是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杜勒斯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做得不怎么样”. R.Immerman, ed., op.cit., p.264.因此，中国学者不能不加分析地跟着西方学者的结论转（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纯粹政治层面的认识）。从我们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相对于美苏两家而言的“第三者”的立场出发来研究有关问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也有助于更完整地呈现冷战史的真实画卷。杜勒斯曾经被我们当作“最好的反面教员”，形象之恶劣自不待言。如今时过境迁，又有不少档案材料可资利用，在学术的层面作一番冷静、深入的探讨，应该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