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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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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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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Foreign Policy, pp.3-30, 75-90; R. Immerman, ed., op.cit., p.263.
实际上70年代以前的研究著作中也有一些例外，即认为杜勒斯是一个讲求实效的政治活动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并不受意识形态教条或道德戒律的支配。例如Coral Bell, Negotiating from Strength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2); R. Goold-Adams, op.cit.对这种观点进行全面论述的是麦克尔?古欣。他将杜勒斯定位为“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从作者的解释来看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物，但古欣真正强调的只是杜勒斯的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他认为杜勒斯早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就任国务卿后由于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才出现了表里不一的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杜勒斯非但不是什么法理-道德主义者，他根本就反对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外交问题。详见Michael Guhin, "Dulles’ Though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ORBIS, vol. XIII (Fall 1969), pp.865-889; idem, 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sman and His Time, pp.66-115.
从1988年的几组纪念论文来看，杜勒斯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研究者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未作区分），这已近乎一种共识。有关论文指出，杜勒斯既不是宗教狂，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其公开言论与实际行动常常不一致。他坚决反共，也从不怀疑美国最终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但他认为近期内美苏两极还必须彼此适应和容纳对方。对于冷战，杜勒斯主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或经济因素，而不是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他运用均势理论来设计他的战略蓝图，他的政策建议是经过系统的研究和仔细的盘算才提出来，而不是靠背诵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 “他很清楚反共分子并不都是民主派，反对华盛顿的也不全是共产党。" R. Immerman, ed., op.cit., pp.266-267.许多个案研究也指出，杜勒斯在危机期间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谨慎”，既非盲目反共，也非“道德”至上。R.Immerman, ed., ibid., p.241; Kenneth Thompson, ed.,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New York, 1984), p.35;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199.类似的说法不一而足，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因为相反的例子也不难找到，许多研究者对此仍然深感困惑。 五 问题与思考
阿瑟?林克等人曾经指出，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国务卿之一”. 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诒译校），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从研究现状来看，这句话依然适用。美国学术界有关杜勒斯的研究成果虽已为数不少，但远不能说已经盖棺定论，其中的问题和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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