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
 |
时间：2009-7-24 13:56:34 来源：不详
|
|
|
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15]（P ，226、249—250）
这个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声明就是中国外交部就西藏地方向美、英、印、尼派出“亲善使团”于1月20日发表的谈话，它显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政策已开始变化。谈话把谴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而未点印度之名。谈话警告说：“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美英、尤其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它主要是为牵制和影响印度的。声明还向印度和西藏地方发出以下和谈讯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31]（P ，381—382）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拒绝美国的要求而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美印一度升温的关系在尼赫鲁访美后的冷却，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修正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不再责其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走狗和英国继续压迫印度人民的代理人。[26]（P ，1—16）中国政府深知，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赢得印度某种程度的合作、至少使其不为美国利用是外交上的关键。这成为中国政府此后在外交上对印度的主要努力方向。 四、中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外交折冲
在向美、英、印、尼求援的同时，西藏地方也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西藏地方财政官———作者注）、夏格巴（藏独分子，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作者注）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3月初，夏格巴抵达印度的噶伦堡，在要求就其工作问题尽快拜会尼赫鲁的同时，他一面通过达赖哥哥的岳父、曾任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朱绶光（汉族人）转呈信件，一面直接致信中央驻香港的有关机构，要求在香港会谈。为表明西藏问题乃中国内政及避免外界的不良影响，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14]（P ，232）据此，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28日复函夏格巴：“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的情况，欢迎你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因此你们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赴中国代表团，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35]为推动谈判，中央委托西南局在5月27日拟出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其中第八条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29日，毛泽东审阅时在“西藏人民”之后加上“及西藏领导人员”等字后，批准通电使用。[15]（P ，378、476—477）
尼赫鲁虽然赞成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却希望谈判在印度举行，6月4日，它与英国合谋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行程。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它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愤激之言的话，1950年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解放西藏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未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做出承诺之前，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印度外交秘书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A.Nye ）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28]（P ，648）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印中甫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新德里与即将抵印的中国大使谈判。[14]（P ，233—234）在6月4日被阻止登机后，①梅农和奈氏7日劝导夏格巴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28]（P ，657）无奈之余，噶厦只好决定在印度谈判。
对西藏代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国政府知道是“受到外国的唆使和阻挠”。[31]（P ，397—398）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8月3日，香港报纸刊载了刘伯承宣布解放西藏日期已定的消息，引起了尼赫鲁的不安。[2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