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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时间:2009-7-24 13:56:39  来源:不详
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14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
 
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14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1540),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1578)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北京教堂的建立
 
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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