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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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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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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干鱼胡同）西口，原为天主教福音堂。该堂亦属于拟罗马式风格，雄伟壮观。清初时该堂供奉圣乔治，附属于南堂，据说汤若望刚来北京时曾在此堂居住过。顺治十二年顺治皇帝赐银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让他们修缮住宅，于是他们请求改住宅为教堂，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便建成了教堂。利类思曾主持过该堂教务。在此期间他们二人除帮助汤若望、南怀仁修订历书外，还从事翻译和著述等工作。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造传妖书，煽惑民众，潜谋造反，请求朝廷早日剪除祸害。康熙四年春，汤若望被捕下狱，安文思、利类思亦被卷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坏，直到康熙皇帝亲政，汤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后来传教士费隐来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时，他筹资扩建了这座教堂，由传教士莫哥担任设计，郎士宁负责绘画、装饰，该堂门窗镶嵌了彩色玻璃，四壁点缀了各种油画，显得格外壮观、美丽。同时还附设了学校，利用教育扩大影响。
雍正皇帝登基后，施行禁教政策，曾将该堂彻底拆毁，至咸丰年间这里仍是一片空地。现存的教堂是义和团运动后，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重建的；今天它经过重新装饰、美化，不但经常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已成为北京王府井地区一处风景亮点。
⒊西安门天主堂：即所谓“北堂”，是一座高耸挺拔的哥特式的建筑，清朝时属于法国传教团。该堂原址在皇城内“蚕池口草厂”，故曾称“蚕池口教堂”。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因身患疟疾，经传教士张诚、洪若翰、白晋等呈进奎宁（又名金鸡纳霜）而痊愈。康熙帝十分高兴，对传教士大加赏赐，并将西安门内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给他们，同时拨巨款和大批石料、木材、灰沙等物，让他们修建住宅和教堂。他们先是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于是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开堂典礼。康熙三十八年，他们又得到康熙皇帝的允许，扩建新的教堂。该堂由传教士哥拉路乔尼负责设计、装饰，经历四年，于康熙四十二年建成，赐名曰：“救世主堂”。在该堂陈列了康熙皇帝与法国路易十四赠送的许多金银礼品和大量精美工艺品，并悬挂康熙皇帝、路易十四国王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国王的画像，以标榜“万国一家”的理想。该堂还收藏了不少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书籍。
雍正皇帝禁教后，此堂曾被改为病院，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乾隆、嘉庆二帝沿袭雍正的禁教政策，故北堂与北京不少教堂一样处于被关闭，或改作它用的境遇（只有南堂例外，那里允许供奉内廷和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士居住、活动[11]）。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采取弛教政策。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传教士们进一步在英法联军的支持下，由法国公使出面强迫清政府查还天主教南、北、东、西四堂，并决定由法国传教士孟振生负责管理。
由于蚕池口天主堂（北堂）“密迩宫廷”，加之“所造钟楼过高，其地附近禁城。”“登瞰寝园”（系指北海、中海、南海三海——笔者），了望指掌。闻其绝顶，竟可窥瞻大内，狂悖莫甚于此……。宫禁之外，理宜严肃。”[12]慈禧太后于是下令派人与罗马教皇和该教堂传教士樊国粱洽商迁移之事，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底，在西安门内西十库地方建成新堂，为此清政府花去白银３８万两之多。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十库北堂是团民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在该堂内只有法国水兵３０人，意大利水兵１０人，法国传教士１３人，修女２０人，教民大约３２００人。但团民从是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六日围攻了６３天，却始终未能攻进教堂之内。
⒋西直门天主堂
西直门天主堂：即所谓“西堂”隶属于海外传教会（亦称意大利教会），是一座直属于罗马教廷的洋式教堂，最早为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所建。因禁教之故，到咸丰年间此堂已改为民居。史载咸丰十年，洋人向清政府要求查还北京所有教堂时，咸丰皇帝发出了“东西二堂究在何处”的疑问。他曾下令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查寻，后来查明：“东单牌楼干鱼胡同（今甘雨胡同）有东天主堂旧基。现系大院，并无房屋，宽约三十七丈余，长约三十二丈余。”而“西直门横桥，有粉房一座，官房排子房等房十八间。后面空院，四至约十六丈零。并汉军陈姓、民人刘姓各住宅，均系旧西天主堂基。”[13]后经教会重建，始成今日规模，但该堂比南、北、东堂要小一些。 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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