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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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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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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桎梏，社会发展迟滞白前，虽然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总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除天算外，当时在科学文化领域受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学科是地理学和地图学。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不少地理学知识，如，由于传教士介绍，中国知识界开始对地球的形状、陆地表面有几大洲、海上有几大洋及其方位等都获得了初步确切概念。特别是对美洲过去中国人一向不大了解，这时也开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对地图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在北京郊区参加地理实测工作。还让传教士雷孝思、张诚、白晋、杜德美、冯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测绘，完成后并由传教士马国贤制铜版刻印成《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并在中国和欧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成为此后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依据。乾隆时期又在此基础上，由传教士蒋友仁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再一次绘制了全国地图。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带来了有关火炮、水法、钟表、机械、建筑、医药、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新知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与中国学者何国宗等人主持和设计的圆明园北区的一组称作“西洋楼”的西式石建筑群，其中包括偕奇园、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宴堂、远赢观和线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之一。这些建筑给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的成分。
传教士们同时也担当起了中学西渐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中国文化和思想西传的媒介。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是由传教士们首先传过去的，因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也始于这批传教士。这是西方汉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西渐的开端。例如，利玛窦写的日记，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对１７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识界为之轰动；也使他们耳目一新，引起了对古老中华的向往。此书曾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另外，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史初编》、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白晋的《康熙帝传》、殷铎泽的《中国哲学家孔子》、马若瑟的《中国语言札记》、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唐史大纲》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钱德明的《孔子传》、《满法词典》、《满蒙文法》、《汉、满、蒙、藏、法文字字汇》、《孙吴、司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４６卷，是１８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如，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曾把《论语》、《大学》译成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殷铎泽还把《中庸》译成了拉丁文和法文，１６７２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经译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响至今不衰。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知识方面还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们最早把中国古代的绘图知识，特别是传统的网格绘图法，介绍到欧洲，并很快被他们应用于军事地图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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