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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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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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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的流行，基督教教堂也就陆续在市区和郊区兴建起来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也由最早的装饰上十字架的中式寺庙形建筑物，逐渐过渡到完全西洋式的教堂。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元成宗大德二年（１２９８），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后来教皇克列蒙特五世得知约翰在中国传教成绩卓著，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决定特设汗八里总教一席，由约翰充任之。[7]接着便在京城郊区也陆续建立了一批教堂，如至今在北京西郊房山区还保存着类似中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十字教堂”（当时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在这座建筑的屋脊上饰有“十字”）。
１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灭亡，也可里温教也渐渐消声灭迹了。大批教徒或随蒙古贵族逃亡到大漠以北，或迁至境外，或改信其他宗教。
在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行来北京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欢心，不但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而且还赐地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北京便陆续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亦称南堂）、西安门内天主堂（亦称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称东堂）和西直门内横桥的天主堂（亦称西堂）以及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天主堂（即救世堂）、东交民巷的弥厄尔堂[8]。再有，在海淀地区还专门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东直门内东正教圣尼拉教堂（即北馆，今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即南馆）、马市大街路东的救世军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门内东城根、朝阳门内、交道口、灯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以下择取几所重要教堂作些许介绍：
⒈宣武门天主堂：即所谓“南堂”，该天主堂的建筑属于庄严凝重的拟罗马式风格，在明清时代曾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所谓葡萄牙传教团、法国传教团或意大利传教会，其成员并非只限于葡、法、意国人，而是凡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的传教士，即使是别国人也可以加入）。该教堂始建於万历二十八年，原为利玛窦到北京后的住处，后来万历皇帝把这块地方赏赐给了他，于是他便在此地修建了天主堂。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又把此堂赏赐给了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帝对汤若望信任有加，于顺治九年亲赐“钦崇天道”匾额悬挂在该堂。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赐太常寺少卿并授其为通政使，诰封为光禄大夫，同时还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并尊称汤若望“玛法”——满语“长者”、“老爷爷”之意。汤若望经常应诏入宫，顺治帝也不时来堂中与之交谈、饮宴。在汤若望的主持下对该堂进行了重新修建，顺治十四年初，顺治帝特御赐汤若望为“通玄教师”称号，并为该堂赐“通玄佳境”匾额（至康熙时为避玄烨之讳，遂改“玄”字为“微”字）。同时还专门撰写了御制碑文，其中写道：“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象，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衿式。”
康熙亲政后，对传教士采取了按其专长为宫廷服务的政策。其中特别是对擅长天文历法、数学、几何、音乐、绘画、医药、翻译，以及机械、钟表修造者尤为重视，让他们在宫中教自己及众皇子数历、拉丁文和音乐，并命他们掌管钦天监事务。故此康熙帝很重视传教士，允许他们传教，并同意他们在京师修建教堂。该堂在传教士徐日升的主持下，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把原来的教堂改为西式建筑。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春，康熙皇帝还亲自为该天主堂题诗曰：
森森万象转轮中，须识由来是华工。
体一何终而何识，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并御制匾额为“万有真元”，御书堂额分别为“密合天行”、“尽善尽美”、“敬天”等，后厅堂额为“声清气和”。同时还亲自御题对联为“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10]但不幸的是该教堂在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八年（１７３０）两次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长期修建，直到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才完全恢复。但在乾隆四十年，又被一次无情的大火烧毁。次年，乾隆皇帝为了表示他也像乃祖父一样关心传教士，于是下谕拨帑银一万两给该堂进行重修，并同样亲题门额、对联等赏赐给该堂。此后这座天主教堂一直是北京地区天主教徒的重要活动中心。现在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府均设在该堂。
⒉八面槽天主堂：即所谓“东堂”，亦是一座庄严的拟罗马式建筑，原来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座落在甘雨胡同（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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