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时间：2009-7-24 13:56:39 来源：不详
|
|
|
测绘上；其次，中国的园林艺术、中药知识（如大黄、蓖麻油、樟脑、何首乌、麻黄）等，也由他们传入了西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余 论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1] 参见王灿枳《北京建都始于公元前１０５７年》，《中国地方志》１９８２年第６期。
[2]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形胜》，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3] 公元１０５４年基督教两派发生了大分裂。
[4] 参见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5] 转引自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３页。
[6] 元朝时在全国其他地区，如镇江、扬州、泉州、甘肃和宁夏等地均建有教堂，至今在镇江也还保存有也里可温教石碑。
[7] 参见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8] 该教堂为义和团运动后，新建立之基督教教堂。
[9] 据《清代外交史料》记载，北京最早的一座女子天主教教堂是在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建立的，它座落在海淀杨家井一带。
[10] 参见《宸垣识略》。
[11] 康熙晚年开始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康熙五十四年首先实行了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永居票制度，其中规定凡是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士必须进京申请，宣誓永远留居中国，不再返回西方，并交上自己的履历，经内务府批准方准留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永居票来看，一般都写有传教士的姓名、年龄、会别、现在中国所居省份、宣誓永不返回的证据，以及发票的日期等。一般均用满、汉两种文字并写，按千字文顺序编号，并盖有总管内务府印记。如无永居票者，一概驱逐到澳门。就是到了近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必须有护照。例如，在北京市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１８６０年签发的法国传教士狄仁吉的护照（参见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光明日报》登载的马金科《从一份法国传教士护照谈近代史的有关问题》一文）。
[12]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监察御史朱学笃奏折》。
[13]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八、六十九上一页 [1] [2] [3] [4] [5] [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