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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对于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时间:2009-7-24 13:56:40  来源:不详
一项基本组织原则。为了贯彻这一组织原则,中共在入党手续上都对工人实行更加便利或优惠的措施。譬如,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明文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16在翌年中共三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更是将劳动者入党的候补期规定为三个月,将非劳动者的候补期规定为六个月。1925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高涨,将候补期缩短,但仍规定工人农民的候补期为一个月,而知识分子的候补期需要三个月。17这种依照阶级成份不同而设定不同入党门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譬如,1946年中共东北局还要求下属机构对新党员规定不同的候补期,即“工人、雇工、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为三个月。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为半年。”18

  纵观中共从1921年至1949年的组织路线,除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暂时提出过吸收党员要看个人行为,而非阶级出身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将工人入党作为组织发展的重中之重的。19如前所述,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合的工人入党问题,直接关乎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是其意识形态中不可更改的刚性维度。然而,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工人居于少数的农业社会,在一个工人数量不多的政治生态中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不管中共如何努力,起码在1949年其夺取政权之前,党内工人党员的数量从来没有成为多数。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工人党员的数量尚有百分之十,而到第二年的六届二中全会时,这一比例反而缩小到百分之七,以致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不要经过候补期”。20但即便如此,1930年上半年中共的工人党员数量增加了1300多人,但其在党员总数的比例反而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五。21直到1931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也从未超过百分之十,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还在发文要求“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争取在当年五卅纪念日前,“党的无产阶级成份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22正因为此,20世纪30年代当中共在南方农村发动苏维埃运动时,便很难向农民讲清自己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即理想目标。这一点,曾任中共鄂豫皖根据地负责人的张国焘颇有感触,他后来回忆道: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23

  事实上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状况也未见大的改观。即使在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据1949年的统计,其基层支部的工人党员也不过占全体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24居于绝对少数地位。

  一方面,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党内的无产阶级成份一直不占优势。这样,在逻辑上形成的一个悖论即是:一个由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如何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对这一悖论不作重新阐释,自始至终,中共存在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这一悖论的挑战与颠覆。

  在中共党史上,由这一悖论所引发的第一次争执即是在中共一大上关于官吏与技术工作者能否入党的讨论,那一次讨论虽然直接导致李汉俊等人的脱党,但影响毕竟不大。真正使中共人士认识到这一悖论的是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的讨论。在1923年于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此时正值中共领导的二七罢工失败之后,包括马林在内的许多共产国际人士皆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来发动革命。但此提议遭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骨干的强烈反对,其理由则是此举“可能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25张国焘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和后来皆被视为“左”倾错误,但究其实质,张氏对国共采取党内合作的疑虑主要还是在于此举可能使中共完全失去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张的这种态度在当时中共党内并非个别。据张回忆,中共三大表决时,关于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提案只是以一票之差的微弱优势而获得通过的。而且,张的态度在中共的基层支部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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