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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对于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时间:2009-7-24 13:56:40  来源:不详
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事实上,对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过分强调,便是中共历史上所谓“左”倾错误的渊源。自1927年至1935年,在中共高层有一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之后,后来者总是批评前任者是“左”倾盲动,但后来者的做法又往往比前任者更“左”。而且,与这一现象相伴的还有:新的中央领导人都要强调大力发展工人入党,并认为这是纠正前任者错误的一个重要举措。譬如,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明文要求“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26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瞿秋白失势,以李立三为实际负责人的新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错误时,认为其根源也在于“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27而在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盲干又遭到共产国际的不满,而此后共产国际代表在给中共中央的训示中,也明确要求:“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28后来,王明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他将此前中共的一切错误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中共的侵蚀,如他所言:

  “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29

  虽然,王明在这里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界定是极其混乱的,而且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如将失业的农民与工人也视为小资产阶级,那么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因为在当时绝大多数工人都可能失过业,或者是曾经成为王明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但他所表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清晰的,即只有通过引入无产阶级及其意识,才能彻底根除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怪圈——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中央经常是以强调党内的工人成份来反“左”,但结果新上台的继任者往往表现得比前任者更左。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每次路线斗争都将机会主义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小资产阶级”意识,可能是由于这种处理比较简单明了;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自然就应该增加中共内部的工人成份。但这中间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面所说的中共从产生时即面临的一个悖论: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占优势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单纯地从理论上推导,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他所领导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所应该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推导事实上便是后来中国“托派”的思想。如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底与中共决裂的政治意见书中即认为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上。”30鉴于中国社会中真正无产阶级极为稀少的现实状况,依照这种理论,中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就意识形态理论而言,这种观点只是照顾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其柔性维度,而没有柔性维度的存在,便意味着没有动员能力的存在。这对于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而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正因为此,类似于中国“托派”的这种“理论型左派”是不可能在中共内部生存的,因为其理论否定了中共在短期内获取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共党内大量存在的,不是类似于中国“托派”的所谓“理论型左派”,而是“策略型左派”,即并不完全否定统一战线的所谓“左派”。

  从1921年中共创立至1949年夺取政权,中共的政治口号屡经三次变化——即从最初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其间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再到最后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中间的最大的变化,即是执政主体的扩展——最初仅为工人,其间是工人加上贫雇农,最后是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后的所有“人民”。对此,作为“理论型左派”的中国“托派”曾经指斥这种变化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31殊不知中共正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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