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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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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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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词汇表》，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1968年，330、369页；后者见于十一世纪辞书，参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Mahmud al-Kashq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第三册（索引），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21、169页。
[49]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43-4、247页。
[50]见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71页。
[51]《新五代史》卷72，885-6页。
[52]参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6、36、83、107页。
[53]见贾敬颜遗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3页。
[54]见该书《例言》4-5页。
[55]参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79-80页。
[56]如《刘郁〈西使记〉》，见王国维《古行记四种》叶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并请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36-7页。
[57]参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2页。
[58]贾敬颜认为：“说契丹人讲的话是一种古蒙古语，一种颚音很重的古蒙古语，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见氏撰《契丹文》，收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106-7页。
[59]见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22页。
[60]参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6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4-5页。
[62]《辽史·礼志》序：“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834页）可见元修《辽史》，曾对契丹国俗和汉仪作了勘比整合。然而还不止此，同书《礼志》五《嘉仪》上“皇帝受册仪”后注：“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859页）可见礼俗勘比整合在辽代当时已经开始。
[6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2791页）《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主鉴使乐平王苞”条记此事，胡注云：“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3099页）并请参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6-7页。
[64]参前引贾敬颜《契丹文》，99页。
[65]《辽史》卷49《礼志》一，834页。
[66]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14页。并请参《古代摩尼教艺术》，71-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卷53《礼志》六，879页）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67]见《摩尼教及其东渐》，255、256页。
[68]契丹族并非只有八部，详参上引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因此，八部的说法只具传说的象征意义而难以做认真的历史考实。或者，这只是受鲜卑八部大人制度影响而产生的比附说法也未可知。有关的史料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376-81页；最近的有关信息可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62页。
[69]见罗炳良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10页。
[70]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7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6页。
[72]参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5页。
[73]冯家升对此有详细统计，参氏撰《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收在《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51-7页。
[74]见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6页。
[75]参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同上引《冯家升论著辑粹》，68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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