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52年底，我国初步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新闻业转型，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的新闻业宏观体系格局，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准备。在这一新体系建立的同时，私营传媒迅速消亡，其原因尚值得史界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研究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改造的专文不多，仅见的几篇，都提到了当时私营传媒经营困难以及不适应新中国办报方式的问题，但有些看法不无可商榷之处。
 
　　孙旭培的一篇[1]侧重资料性，成文较早，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关于新办的私营报纸”下，已经提到继续出版、恢复出版和新创办这三种私营报纸存在形式，但文中不知何故只谈及前两种，却没有提到“新创办”的。“新创办”和前两种形式有着质的区别，涉及对私营报业鼓励还是限制的政策问题。施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报纸经营困难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私营传媒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逐步萎缩”[2]。这一看法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文中从内容分工、邮发合一及广告市场萎缩等方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演变”给私营报业带来的影响，但范围和深度似仍有拓展余地，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经济来源”上。孙、施两文都有较多篇幅介绍当时私营报纸经营困难状况。曾宪明的一篇文章看到了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走得更远一些，主旨是想说明我党“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扶持，我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而私营报业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所以“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3]这一看法从表层看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政策上的确给了私营报纸很多扶助，包括以贷款或转为公股的形式提供资金，以及供应印刷物资乃至提供采访条件、救济报人生活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究问，就会发现还不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
 
　　例如，私营报纸在旧中国都是经过市场竞争洗礼的，比之党报更有经营经验，为什么先支撑不下去了呢？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国营报纸同样经营困难[4]，1949年12月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国营报纸能度过难关呢？私营传媒在所有制上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属同一性质，但为什么没能像其他私营工商业那样，延续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甚至在1953年“一化三改”总路线提出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就不复存在了呢？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是1949年到1950年，当时据14个较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1月到4月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到4月下旬，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5]1950年中央实行统一财经后，情况开始好转，到1952年国民经济渡过了恢复阶段，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旧中国历史最高水平，[6]所以也才有了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新的大规模建设。那么，为什么私营报纸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却在国家经济状况好转的1952年底相继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经营不善来解释。
 
　　倘若要看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视野放宽一点，做些横向比较，以从中得到一些具有参照价值的启示。
 
　　与报纸类型相近的私营出版业，经营也同样存在严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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