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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原因

时间:2009-7-24 13:41:48  来源:不详
足0.5亿人次,1952年为5.6亿人次, 1956年则达到了13.3亿人次。[32]相比之下,当时收音机的保有量和报纸期印数都不高,以报纸为例,印数最高的《人民日报》,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为48万份。省和大区级党报印数通常在10万份上下;专业报稍高,《工人日报》1951年6万份,1952年12万份,《中国青年报》1951年为16万份。其他性质的报纸印数更低一些,如《光明日报》初期为5万份,《文汇报》创刊后只有2.8万份。[33]报纸和广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读报组、收音站和有线广播站以及壁报、黑板报、阅报栏等替代性媒介扩散的,严格说来属于组织传播途径,而电影反倒更符合大众传播的“大众”之意。正是出于对电影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传播功能的认识,当时对电影管理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新闻传媒。对新闻稿的预审只存在于短暂的军管时期,而对电影的审查则一直存在,并且从故事梗概开始延伸到以后各个制作环节。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最早也是起始于电影界,以后才波及教育和文学理论领域。所以,电影业改造的完成和新闻传媒一样也同样提前了一个时间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通过横向比较不难看出,私营新闻传媒改造之所以提前完成,其意识形态属性和活动特征以及对此的认识才是最为关键的。

四.活动空间日趋狭小使私营传媒的消亡成为历史必然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经历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型,党的新闻业体系的建立和私营传媒经过改造而消亡,是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整体。所以,私营传媒活动空间状况如何,需要和新中国新闻业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管理政策结合起来考察。
 
  建国初期,为了更好地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生产和建设事业,尽快建立起党的新闻业体系,是党在宣传和思想领域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这一目标就已经快速而高效地实现了。以《人民日报》为首,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级、大区级、省级、省辖市级和专区级这样阶梯式严密而合理的党报五级布局,同时各种专业类和对象类机关报网络也建立起来。[34]1950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35],新华社改变了战争年代那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状况,改组为集中统一发布新闻的国家通讯社,建立起包括国外分社在内的6个总分社和28个分社。1949年10月,中央一级的广播宣传和管理主管机构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年底,北京新华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面向全国的中央级广播电台。到1950年,人民广播网逐步形成,全国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65座,并且建立了各地新闻节目联播制度。这样,各级各类机关报、人民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就迅速构成了党的新闻业核心部分,加上各种中介性和替代性媒介的扩展,一直延伸至农村和基层,形成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宣传网络。
 
  除了这种外部结构的变化,对党的新闻业体系来说,更重要的是信息传播集中管理制度的建立。从全国胜利前夕开始,中央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决定和指示,如《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各地不得擅自向中外记者发表意见的通知》、《中宣部关于克服新闻工作系统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明确规定,各地重大新闻发布须经当地党委审批,涉及全国性的重大消息应事先请示中宣部或新华总社,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稿件,未经批准不得交非党传媒发表,接待私营传媒记者或答复询问一律由当地最高军政机关首长或其指定者负责。1949年12月,中央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36],规定各部门首长负责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所有公告和公告性新闻均由新华社统一发布。1950年和1951年,政务院又相继公布了关于各机关在《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公告性文件和有关统一发布新闻的几项规定。1952年8月,中央专门做出规定,国际时事报道和评论“完全集中于中央,经中央审查后,统一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其他各报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报道和评论”。[37]为了更好地沟通和新闻界的联系,建国初期,中央政府有42个部门、团体还设立了专职新闻秘书,负责本部门报道或新闻发布会的组织工作,以便及时准确地公布政务信息。[38]这样,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信息传播集中管理制度的确立,一种自上而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新闻宣传制度和结构从此建立,适应了建国初期国家发展的需求。
 
  在党的新闻业体系建立的同时,进城伊始,党和政府对私营传媒的改造就渐次展开。在步骤上,由扶持逐渐进入改造,平稳过渡,是符合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改造”总方针的,和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一刀切”的取缔政策差别很大,[39]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创新。夏衍曾回忆,194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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