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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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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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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他即将前往上海负责接管旧有传媒时，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他时就提醒到：“民办报纸……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的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次日刘少奇同他谈禁演旧戏问题时也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40]总之，当时中央对旧传媒的改造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一点在1952年底之前尤为明显，不像以后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改造，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新民主主义框架内和风细雨地进行的。
然而改造毕竟是大势所趋。方法上，中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未及南逃的传媒或有反动政治背景的一律接管；对西方在华传媒，停播了广播，收回了外国通讯社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向中国传媒直接发稿的权利，至于西方在华外报，如《字林西报》等，是到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才关闭的。改造涉及面最广的，当然还是旧中国遗留的私营传媒。据1950年2月底的统计，当时全国还有私营报纸55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41]对这类传媒的改造和管理，是从结构和传播内容两方面入手。结构的调整，首先通过重新登记剔除部分不符合要求的，然后对经过登记的逐步改变其原有状态，如有的通过私人关系派遣党员进入工作，有的组建了职工管委会或工会参与管理，有的加以合并改组（如《大公报》）。此外还有一项措施，就是“报纸分工”。一些解放前的全国性报纸，或成为专业报，如《文汇报》成了文教类报纸，迁京后的沪版《大公报》改为财经类报纸；或成为地方报，如武汉《大刚报》、渝版《大公报》、津版《大公报》都转为报道本市的报纸。这样，私营传媒即使继续存在，也不至完全放任自流。
对私营传媒，除了这种整体结构调整外，更为重要的是内容管理。这种管理从信息源头开始，几乎涉及私营传媒活动各个环节。
信息来源方面，中央建立起信息集中发布管理制度后，作为主要信息源的各级党政部门，国内外重大消息和评论由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等统一公布，私营传媒只允许转载或转播，旧中国传媒吸引读者的 “独家新闻”、“内幕消息”之类，已无栖身之地。当时这类传媒即便采访党政基层部门也有难度，《大公报》老报人就曾回忆，他们持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舒同请军管会主任陈毅开具的“近乎命令式的介绍信”，各机关仍拒绝接受采访。[42]报道范围上，由于改造方式之一的“报纸分工”，以前的私营大报或变为专业报，或改成了地方报，影响力下降和局限在所难免。至于言论，有关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等，私营传媒也只允许全文登载，不得进行解释，发表看法，旧中国私营大报推崇的“社会公器”、“第四权力”等办报理念，“文人论政”的办报方式，更是难以适合新时代要求。[43]经营方面，国营、公营企业都不愿在私营报纸上做广告，“邮发合一”制度实行以后，所有报纸均需通过邮局发行，邮局按定价的七折支付报社，解放前民营报纸为降低成本使用的五花八门的促销和发行手段，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广告和发行量都无法上去。而几乎单纯依赖商业广告为生的私营广播台，本来解放前就因格调不高颇受诟病，这时所处的政策环境制约更多。私营台的主要集中地上海，1951年3月，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商业特别节目和销售广播时段的“电费”等均被取消，按规定，其营业收入上限是封顶的，而且必须像公共台那样用20%的时间播出公益性教育节目。历来靠娱乐节目和广告为生的私营台，继续存在已无利可图。
这些政策性限制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如果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探讨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需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长链一环环地去寻找，其中每一环节对上下相邻的环节来说，既是果，也是因。私营传媒自动停刊或主动要求公私合营，经营困难的确是重要原因，但经营困难又因何而来，就需要沿着历史长链向上去找，仅强调私营传媒自身这一个方面，则难以给出准确解释。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建立的新闻业新体系，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一致。新闻业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无疑更是必须适应这一历史转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需要传媒成为组织和动员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工具，而私营传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功能。随着党的各级机关报逐渐承担起囊括社会各领域的综合性报纸功能，随着中央政府一些部门机关报刊逐渐成为本系统指导工作传递信息的渠道，处在这样一个大的网状结构体系之外的私营传媒，其补充功能十分有限，而且日趋式微，踞蹙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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