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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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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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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多少立足之地。总之，传播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变迁，已经超出了私营传媒通过改善经营管理以适应新生政权的能力，就像侏罗纪的恐龙无法在白垩纪长期生存一样，这才是私营传媒消亡的根本原因。
谈及私营传媒的生存空间，还有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建国初期在一些旧有报纸恢复或继续出版的同时，个别城市还批准了几份新办私营报纸的问题。以往新闻史界对此讨论很少，这一点之所以需要注意，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私营传媒实行的是增量改造还是存量改造的问题。“新办”是增量，允许新办则私营报纸总量上有可能做大；“恢复出版”是存量，私营报纸总量上只能维持原状或减少。两者有着质的区别，涉及对私营报业鼓励还是限制的政策问题，反映的是改造旧有传媒的指导思想。
从目前资料看，当时新办私营报纸有三家，一是1949年7月在上海创办的两份小报《大报》和《亦报》，分别于1952年2月和12月停刊；一是1950年3月在广州创办的《广州标准行情》，1952年11月停刊，为经济信息类报纸。前两份报纸是根据上海当时分管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夏衍提议创办的。《大报》由冯亦代、陈蝶衣等主持，《亦报》由唐大郎、龚之方等主持，发表了不少文化名人，如周作人、张爱玲、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的作品。两份报纸的职员和作者多数解放前或是小报界中人，或是和左翼文化运动无涉的海派旧式文人。《大报》和《亦报》的主编者30年代就与在上海秘密从事党的文化工作的夏衍相识，夏衍随部队进城后，考虑到上海存在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需求，而长期游弋在花伶两界和底层市民中的旧式小报又问题多多，遂有了请冯亦代等人办新小报的设想。设想的提出多少有点个人色彩，但以后对两报的创办和管理却是相当审慎和严格的。两报开办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对小报文人和小报市场情况做了详细调查，调研者建议：“以现有小报的本质来说，小报实在是应该淘汰的。但以作为对落后的小市民的一种改换气质的辅助教育来说，则利用其习惯上对小报的嗜好，未始不是一种很好而且现成的工具。”“（小报）大多数人必须排除，内容亦必须重新加以检讨。”两报发行前，市政府就通过私人关系告知以后报社必须接受具体指导，创刊后新闻出版处还派有专人跟踪报告报纸动向。[44]《广州标准行情》的出版比较特殊，该报是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办的香港《经济导报》的子报，主办人为林铃。《经济导报》至今仍是香港著名的财经周刊，广东解放时《经济导报》成立了广州分社，分社以私营名义在广州登记注册了《广州标准行情》，主要是为了沟通香港和内地经济信息和市场行情，因为香港当时还是我国同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唯一的外贸通道。[45]
是否允许新办私营报纸，在中央文件和指示中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新办并不违规。然而这几份报纸都不是“新闻纸”，更不是综合性报纸，问世有一定偶然性，且允许创办时也都考虑到短期内过渡性的使用价值，都在1952年底之前停刊，因此，它们的创办和中央“不容采取鼓励政策”的方针不矛盾，不等于建国后允许私营报纸做大。至于私营通讯社和广播，当时未见有新办的。
五．简短的结语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的转型，是在国家政治、经济翻天覆地大变革的背景下完成的，变革涉及各个领域，核心是高度组织化的集中体制，用现代化理论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体制的某种合理性。在现代化道路上，世界上不少“后发—外生型”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土耳其、韩国、台湾等，经过革命或政变之类的动荡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高速发展都是在威权统治下取得的，以集中资源和人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战略在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46]。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路径，通常是经过三四十年积累后，再逐步实行民主政制，纠正威权治下产生的弊端，走上可持续的稳定发展道路。鸦片战争后一个世纪里，我国始终处于内外交困、战乱不已、国力孱弱、民生雕敝的状况，国民经济基本上已经崩溃。建国初期实行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种集中统一的体制，就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度过难关，为以后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使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和至今在现代化道路上仍步履蹒跚的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和独立四十年后才进入经济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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