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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原因

时间:2009-7-24 13:41:48  来源:不详
各类传媒的具体规定,都没有超出这一决定。前引曾宪明文章引用这个文件,在谈到《决定》确定了保护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时说,文件“特别强调了‘对于私营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这句话略去了文件原文中的原则概括,将文件后面的用语不完整地移到了前边,这种蒙太奇式的处理方式就改变了文件原意,似乎中央对私营工商业是“一律取消”,而不允许对私营传媒采取同样对策,言下之意是私营传媒享有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文章这样引用中央文件,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论点。
 
  曾文如此引用资料有欠妥帖,也不符合史实。观点可以人言人殊,但作为观点基础的论据却不可稍有差池。这份文件第一段总则部分就完整清晰地阐述了处理旧有传媒的原则,认为这类传媒“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在这一基本判断之后,《决定》紧接着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采取鼓励政策。”这段话是文件的立足点,引用时不可略去,其意思之明确,毋庸笔者再做申述。况且文件后边提到“不分青红皂白”一语时讲的也是需要兼顾的两方面原则之一,即“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都不符合党的原则,不宜只引用一半。“不容采取鼓励政策”不难理解,因为私营传媒在一个新时代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人民的教科书”,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党报理论发展史以及中央文件相关规定都表明,私营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之必然要先于从事其他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率先进入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也是如此,我军入城后的军管时期,党组织就设法向一些影响较大的私营传媒派入党员干部介入管理工作,有的在私营传媒重新登记之前就通过普选方式建立起职工管理委员会,像津版和沪版《大公报》都是如此,给予的资金支持也是作为公股进入的。类似方式是以后公私合营改造中必经的环节,而对其他私营工商企业来说,这一过程的开始还要晚几年。
 
  私营新闻传媒由于意识形态归属的敏感性而提前完成改造,还可以在与思想文化领域相近行业的比较中反映出来。1952年底之前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除新闻业外只有私立高校和电影业,和时政距离较远的私营出版社和戏剧团体等则晚了许多。新闻业改造提前完成的原因已如前述,教育领域提前进入改造也不难理解,因为教育界是旧知识分子荟集之地,是意识形态重要阵地,而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培养又必须经过学校教育这一环节,不尽早完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国家大规模建设就难以展开,意识形态领域当时所需要的“舆论一律”也不易实现。改造教育领域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时间、步骤、比例等,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报告中都有明确规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叙述。比较不易理解的,是对电影业提前进行改造,因为在今人看来,电影离现实有一定距离,和戏剧一样同属娱乐性媒介。对此,有必要做一点辨析。
 
  建国初期对电影性质功能的认识,受苏联影响很大。列宁时期,苏联就对电影格外重视,开展过大规模的电影建设运动,因为苏共认为电影作为通俗易懂的影像艺术可以极大地影响每一个人。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开始译介苏联电影业情况,1932年6月15日,上海《时报》副刊《电影时报》发表了译文《电影在苏联》,首次介绍了列宁关于“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论述,介绍了苏维埃第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电影必须经党之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的武器”的思想。[29]1932年和1933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先后成立了“剧联”影评小组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由夏衍等人负责,开始介入电影活动。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党领导的电影人拍摄了不少优秀进步影片,在电影理论和批评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以后夏衍还曾回忆了当时在“电影是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这一认识指导下,左翼电影工作者激烈斗争的情况。[30]建国以后,对电影性质的这一判断延续下来,并且认为电影是文艺诸门类中影响最大的,所以给予了格外的重视。的确,在解放初期文盲占多数的情况下,各类传媒中电影的影响名列前茅,尤其是在大城市。以上海为例,1949年电影观众约为0.19亿人次,以后逐年递增,1952年达0.46亿人次,到1956年为0.59亿人次;[31]而全国电影观众数量,1949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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