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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括黎澍与王致中等对义和团持强烈批评态度者,也把这一定位当作前提来维护。现在,柯文把这种定位当作“神话”和“标签”来重新予以思考,他的这一思考将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实难预测。也许这是那些对这四个字背后所蕴含的强烈、屈辱的民族情感缺乏感同身受式体验的“西方”学者的偏见!但是,在这个“偏见”中却内在地具有对未来义和团评价、研究有意义的两点思考。首先,要求史家超越既有的评价和定位,在学术的层面上,把探讨的触角伸向历史的纵深处,还原出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柯文说,义和团研究要深入到“过去的创造者所经历过的过去”中,也就是要“探寻经历过义和团不同阶段的直接参与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多半是由于生存原因而加入其村庄义和团组织的中国青年农民、在起义高潮时期散居在被干旱焦灼着的华北平原上的不安的传教士、1900年初夏被困在战火蹂躏的天津城内的中国和外国居民——简言之,那些并不知道能否从各自的生死关头逃脱出来的个人,那些头脑中事先并没有整个‘事件’代码的个人,那些因之而只能以与历史学家追溯回读式建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他们经历的个人”。同时,还要“把1900年华北的整个经历分成某些剖面来进行考察——干旱、大众性降神附体、法术和女性禁忌、讹言与死亡”等,而且,要“投入感情,以发现普通人——义和团民、非团民的中国人、传教士——‘理解世界’的方式”。[16]总之,在柯文看来,义和团研究要回到学术中来,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来写作义和团的历史。 
  其次,若要实现“按照义和团事件的原始面目写作义和团的历史”的要求,必须走出“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系统。否则,用“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话语去描述、反映义和团事件,可能会远离历史的真相。的确,像“反不反帝”、“排外与否”、“是否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愚昧落后”、“蒙昧主义”、“近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文化”、“西化”等概念,均属“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特定的政治话语,在这种话语系统内部提出的一些命题如“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之类,大都是些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用这套话语、在这套话语系统内部对义和团作出的定位,多是社会学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历史学方面的概括。其实,何止义和团研究领域如此,在历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可能均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于政治社会的话语系统,这样,我们对包括义和团事件在内的众多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定位,充斥着社会政治方面的诉求,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这里,事实上再次提出了在“文革”后被反复讨论过但迄今仍未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今天的学术界而言,这可能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谈到对义和团的百年研究与评价时,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因为从上述可知,政治因素显然构成了左右义和团评价的基本因素。 
  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这是两个规则完全不同的场所: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到处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十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不是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17](P107)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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