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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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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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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反传统”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为一种“落后”的象征；[1]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为一种“进步”的象征；[1]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
“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形成，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若干年才被打破。如上所述，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运动，依然是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在给1949年到1979年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分期时，时贤多把这一时期划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主要根据是，“文革” 10年尽管没有“史学”可言，但对义和团运动而言，却有戚本禹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这篇文章构成义和团研究史上的一大事件。笔者认为，戚氏此文，除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之外，并未创造什么。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推向极端而已；他与“文革”前的众多研究者持有共同的基本假定：革命优于、重于改良；农民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富有革命性因而更先进；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戚本禹把这些前提、尤其把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结论纳入到“文革”的总意图之中。但看得出来，“文革”中与“文革”前，人们据以评价义和团的基本语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从对义和团的总体评价上来说，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1949年10月之后，最先对义和团运动作出评价从而为未来的义和团评价确定了基调的是翦伯赞。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是对义和团运动发生50周年的最好纪念。这套书不但因提供了此后研究义和团的基本资料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还因对义和团研究在当时看来准确的定位而为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所遵循。翦伯赞在此书“序言”中说：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意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资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学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50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2]
这种对既往“血账”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血账”的清算，在翦氏看来，“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2]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是今天的警钟，把对义和团的研究看作是清算历史血账，历史回顾就这样被纳入到现实的创造中去。“义和团”在这时变成了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象征。当然，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最初给这一研究确定上述基调的是胡绳、范文澜和华岗。他们分别在1949年前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承接了他们的论旨，并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
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2]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表述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刘大年当时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4](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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