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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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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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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5]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5]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定：“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7]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恶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8](P28)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8](P5-11)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8]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作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8](P5)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8](P12-13)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3]。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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