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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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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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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8](P35)“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8](P77.79)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成本禹那里登峰造极。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重大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利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此后的“评法批儒”和“评《水浒》批来江”，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使放在“文革”阶段，《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盗用“历史”方面也是格外刺目的。
前面说过，在高度评价、歌颂义和团方面，戚本禹并未创造什么。事实的确如此。戚氏此文说：“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9]这里的评价，老实说，并未与义和团60周年纪念会上的评价与歌颂有什么两样。区别只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更加突出了“应西方”的基调。如把通常所谓的“笼统排外主义”举动一律奉为“反帝爱国”的义举。“杀洋人”、“砍洋头”、“杀洋鬼子”、“禁止洋货”等，以及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等行动，均被看作可无保留加以歌颂的“革命行动”。这在以往通常是被淡化处理的。2.可能是第一次把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作了正面对比，从而全面肯定前者而彻底否定后者。3.把对历史的评价公开引入到中共党内斗争中来，从而因对历史上西方取向式的改革的不同态度而生发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说。上面三点，实际上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抗拒。
对海通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实在是一个有着太多根本对立内涵的概念。在多数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野蛮的侵略、征服与屠杀；在另外的时候，人们从“西方”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的时候，人们又从“西方”中看到了“现代化”、“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等内容。当然，也有的时候，人们认为“西方”中并无矛盾的内容，因为“现代化”、“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可以与野蛮的侵略、疯狂的屠杀划上等号。当人们把“西方”、“洋人”、“传教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锅煮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可能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正是戚本禹的逻辑。有人曾经觉得奇怪：对《清宫秘史》的不同评价，怎么会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问题扯到一块。其实，对戚本禹而言，这非常自然。《清宫秘史》既然倾向和同情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则必然首先要遵守人家的所谓“规则”，其中当然包括要遵守列强们所制订的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如保护“洋人”及其所谓的在华利益等。这在欣赏“闭关锁国”政策的戚本禹等人看来，光绪皇帝怎能不是“卖国主义”呢？义和团运动又怎能不高于戊戌维新呢？
通过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谴责，戚本禹此文实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把光绪皇帝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连接起来，把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对立起来，把当年“灭洋”的举动与今天红卫兵的造反等同起来。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藩篱，就这样被全部撤除。在当时那种彻底与“西方”（侵华的“八国联军”是当时“西方”在造反青年中的主要形象）决裂的背景下，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发生实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敌人（西方）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还有什么必要与“西方”打交道，还有什么必要在国策上不往“东”走而向“西”去呢？假如说，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义和团”式拒绝具有足够的历史理由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国执意不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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