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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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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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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人们还在犹豫不决。“反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能不肯定灭洋的义和团，“反封建主义”，不能不否定“扶清”的义和团。这时的“乍寒乍暖”，正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表征。肯定或否定义和团的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假设之上的。不难看出，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对近代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密不可分。而所谓“线索问题”说到底是研究者的一种价值预设。按照“三大高潮”说，义和团的地位甚高；按照“四个阶梯”说，义和团的地位很低，甚至没有地位可言。对义和团的估价与定位，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趋向的判断为前提，这种判断又以研究者对自身所在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感受为前提。所以，说到底，上边所提出的那两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仍是意识形态命题而非纯粹的学术命题。实际上，环绕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大部分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围绕着对义和团的评价所展开的论争，在1980年11月于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达到顶峰。其结果，则是“反封建”新启蒙语境的迅速终结和“冷战话语”的强烈反弹。据《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0年12月）所载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11篇，其中，“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32篇”，“义和团性质方面的5篇”（为义和固定性与评价义和团完全是一回事），可以推知，在这37篇文章中，肯定各种评价意见都有。但后来结集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却只收入了对《蒙昧》一文持批评态度一方的文章。[12]尤令人回味的是，黎澍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但他的这个发言却受到了冷遇：不仅《专辑》未予选登，在《讨论文集》上也不见踪影。个中缘由，黎澍后来作了交代：“本文是我1980年11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据说在当时与会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映。什么样的强烈的反映？……大概是遭到强烈的反对了。反对什么？我判断可能是因为这个发言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使一些人误会为主张‘全盘西化’，感到难以接受。”[13]在一个讨论义和团的会议上为什么要大谈“中西文化问题”，而且犯忌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全局性主张？黎澍认为，他通过此文希望弄清楚的是：“近代中国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答案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必须西学为体，否则不是现代化”，换句话说，现代化也就是“被迫欧化”。“欧化”，则“仿佛有点像是古人所谓‘用夷变夏’”。在这个价值坐标内，如何估计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篇发言稿在当时遭到抵制，长时期里难得面世，也就不难理解了。
义和团研究领域中新启蒙话语的忽起忽落、冷战语境的迅速反弹，进一步说明了下面两个基本事实的存在。尽管已经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门，尽管市场取向式的改革政策已经出台，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界，仍实在很难立即从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情感矛盾中脱身出来。 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又体现为现代化，这两方面同样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目标……当西方被定性为侵略者和剥削者（魔鬼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对西方的反抗使中国的爱国者深感满足，并很容易被冠以赞美之词。然而，当西方被看成是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那种……毁坏西方电报电话设施、铁路和汽轮船的行为，则往往成为造成严重困境的缘由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学很难对义和团有一致的看法，也无法确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而且，这并非是一个可能会瞬时即逝的问题。[1]
这是其一。其二，“反帝爱国”，尽管是在救亡语境、冷战语境中对义和团所作的定位，但这一定位也的确包含着不受这一语境制约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换句话说，尽管是出于发泄对“西方”的不满与怨恨，义和团运动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象征，但把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概括为“反帝爱国”，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依据的。这部分学术依据当然不会随着冷战语境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当蔑视或轻忽这部分依据时，它可能就会反弹。不过，在坚信这一点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史本身其实并不曾固有什么性质等待人们去发现。历史的性质实际上是后人赋予的，带有后设性。而且，每一种对性质的概括都是在对真相的偏离中形成的，但历史研究又不能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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