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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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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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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结识的恋人，而这几个故事中的男主角与他们的恋爱对象在生前素不相识。除了他们自己，谁也无法证明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其二，与紫玉故事相比，都增加了一重要情节：售物。一般来说，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之后，对爱人的赠与之物就该无比珍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出售。但与珍视情感的恋人的通常表现不同，这些书生在收到爱人的定情之物后无一例外地很快在市场上出售。其三，就在他们出售之时，无一例外地都被原主发现。
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有必要将作者的客观叙述与人物的叙述相区别。人物的叙述，尤其是男主角的叙述，往往只有他本人和亡者在场，没有旁观者的证明，我们理应持一种存疑的态度。记录者的叙述有些反映了此一事件的客观部份，值得我们重视。按照客观的叙述，事件的进程大致如下，书生售物----被墓主发现----书生叙述此物由来（此节乃是人鬼恋之主体部份）----重开墓冢----书生得释。因此，至少在客观上，书生叙述的美丽爱情故事成了书生免罪的根据，具有使赃物合法化的功能。问题是，这种客观功能是否正是书生主观上希望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所谓人鬼恋故事，是否实际上是如夫差所说的，不过是“发墓盗冢，假托鬼神”之神话，其目的是避免惩罚？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书生采用这种做法极有可能。 二、汉晋时期的盗墓之风
谈生故事的产生时代是汉朝，辛道度和卢充故事的产生时代都是晋朝。这段时期正是盗墓之风盛行之时。由于当时的厚葬之风，使盗墓成为获取厚利的一条捷径。赤眉掘西汉帝后坟墓，董卓掘东汉帝后及公卿大臣坟墓，都收得财宝无数。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太和四年（230）……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文帝郭皇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至西晋末年的五胡之乱，更是大规模的发掘冢墓。靳准作乱，发掘刘元海、刘聪墓[7]。刘曜葬父及妻，“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8] “勒及季龙并贪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9]慕容皝入丸都，“掘高句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10]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窹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鞭之，弃于漳水。”[11]汉朝有些贵族宗室，竟以发掘冢墓为乐，如汉广川王去疾，“国内冢藏，一皆发掘”[12]。除了类似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小规模盗掘也比皆是，太康年间是一段短暂的承平期，但此时同样盗墓不断：
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十余车[13]。
（刘）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14]。
乱世时期就更是如此，据《搜神记》卷十五记载：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15]。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
《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载：
（光初年间）上洛男子张庐死二十七日，有盗发其冢者，庐得苏。
然而，这种民间的发墓掘冢在当时是一种颇为冒险的行为，如果被发现，面临的惩罚是严厉的。按照唐律，发墓而未及棺椁的，役放；发及棺椁的，处于绞型[16]。魏晋时期，对盗墓者的判决则是弃市。据《搜神记》卷十五载：“汉建安四年（199）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万金，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然而，盗墓所得的赃物要出手，必然会有被发现的可能。这时候，逃脱惩罚的唯一希望就是假托鬼神，编造神话，以求一逞。这类例子，在中古时期并不罕见，我们先来看唐朝的两个案例：
贞观元年（627），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尔匿我，我能以致富报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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