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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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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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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17]。
这是一桩很明显的盗窃案，案中的女贼采取的正是假冒鬼神的作法。再来看《法苑珠林》中“王志”一条：
唐显庆三年（658），歧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缱绻，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开棺检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徵，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歧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18]。
稍有理性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位书生确系窃犯，因为他既有盗窃的动机：父母双亡，远离家乡，需要还乡的资金；又有盗窃的物证。然而，就凭一个人鬼恋的故事，就轻易得释，并被“怜爱甚重”，可见此类故事在一些神鬼信仰强烈的昏庸官吏中间确有其明显的作用。萧殷士，唐朝名士，即便是他也差点放跑了盗墓贼，而且，这群盗墓贼还并非是有意假托鬼神，只不过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二引《集异记》载：
兰陵萧殷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为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旅之于庭。颖士惊曰：“二人非仙即神。”[19]
如果是萧殷士审理此案，这两人无疑就逃脱了惩罚，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赏赐，志怪小说中又多了一桩神奇故事，然而，真相如何呢？
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发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
确实，一切神奇故事说穿了都很简单，同样，人鬼恋故事中的一部份也只不过是盗墓者为逃避惩罚而编造的神话罢了，如果选择年轻女子的坟墓，在盗墓时注意保持墓室及尸身的完好，做到不野蛮发掘，在当时神鬼信仰流行的背景下，完全可能凭藉神话逃脱惩罚，并有意外之收获。《搜神记》中人鬼故事的主角都是书生，他们生活贫穷，偶而需要靠盗墓维持生计；富有知识，熟知如“紫玉韩重”这类的历史故事，完全有可能模仿它编造新的神话[20]。 三、人鬼恋故事在唐朝的发展
这类遁辞如果被揭穿，那么盗者伏法，在历史上留不下半点痕迹；如果得逞，那么就成为神奇的爱情故事而为后人津津乐道，其真实的创作意图永远不为人知晓，它开始沿着文学的固有轨道独立地发展，这就必然会产生结构、细节上的改变。一些与盗墓有关的情节单元如出售定情之物、为物主发现、最后得释等显然不再需要。而幻想总是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在其结构、细节的变化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出现实影响的痕迹。东晋以后，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沿江许多重要都市如建业、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刺激了酒楼妓院的兴起，倡妓歌女大量出现，对于贵族、书生、商人来说，受到意外诱惑的机会也显著增多。时至唐朝，纵洒狎妓更成为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份。后期人鬼恋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我们来看《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引《玄怪录》中的一个故事：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闲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霄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徵。”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馔，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瑕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叙，风霜凄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组，呼婢撤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合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与《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故事相比，这里增加了男女调情的一系列情节，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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