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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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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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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必须履行的义务。《礼记·王制》云：“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士除了担任军事力量的骨干之外，还是城邦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礼记·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马选拔士之贤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论”的制度。“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成书时代虽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但《王制》所载的一些制度当有历史根据。《国语·周语》载内史过谈到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虽然是低于大夫的贵族等级，也和大夫一样可以担任官职，但多数情况下是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国语·鲁语》说，卿大夫“序业”，士则“受业”，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士作为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税收府库这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执法的任务。《周礼·秋官·小司徒》：“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小司寇”属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职责都是听讼断狱。执法之吏多由士承担，这大概与古代兵刑不分的传统有关。
先秦文献中的“君子”，是贵族的通称，而“士君子”则专指有官职的士。《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同书《尚贤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由于士的贵族身份是城邦国家各级官吏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以文献中有时也用“多士”来泛称各级官吏。如《诗经·周颂·清庙》就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的诗句。
但是无论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閒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孙诒让云：“谓不为君臣，则与民同受九职之功，而不得受分颁之赐给也。”①“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他们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但仍要服兵役。《诗经·国风·标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野有蔓》：“士与女，方秉蕳兮。”所咏之“士”应多是不任官职的士。
《管子·小匡》记齐桓公问“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说：“圣人之处士必于閒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②。其实，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虽属后起，但他们原先确实是各有居处而不得混杂的。在国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区。《国语·齐语》有同样的记载：“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閒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昔圣王”之时，当指先前的西周时代。这种依身份划分和带有封闭性的居住区的布局，是由当时阶级关系别贵贱的需要所决定的。士是低层贵族和有职之人；农是具有国人身份的农民；工商食官，劳动者大多是奴隶。他们各有居处，不相往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②。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③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前引《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④。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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