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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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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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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余英时认为稷下先生被命为列大夫，不任职，亦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上大夫”、“列大夫”，算不算在官僚系统之中，我们姑且不论，但如果认为他们不领俸禄而得以保持“道尊于势”的清高，这却是大可怀疑的。《战国策·齐策》载：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锺，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
田骈是稷下先生之一，他号称“不宦”，但却“訾养千锺，徒百人”。没有千锺之禄，显然养活不了众多的门徒。难怪齐人当面揭穿他的虚伪：“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战国策》所载这个故事虽不尽可信，但稷下先生所谓“不宦”，只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清高，当是事实。他们“不治而议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有的君主为了寻求富国强兵而为新兴知识阶层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至于这些意见是否采纳，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意志，其间并不存在什么“道”尊于“势”的时代背景。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①。淳于髡“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②。邹衍和淳于髡、田骈等人的“不治而议论”，对君主虽有所讽谏，但归根到底还是对统治者采取迎合的态度。说他们具有“抗礼王侯的气概”，未免言过其实。余英时说稷下先生“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③，“发展了群体的自觉”④，更是把封建时代的知识阶层现代化了。
和邹衍、淳于髡、田骈等人比较起来，孟子和荀子更有资格称为以“道”自负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但孟子和荀子在齐国都很不得意。孟子向齐宣王说教，“王顾左右而言他”⑤。孟子识趣，只好悄然离去。荀子游学于齐，没有赶上稷下学宫的黄金时代，后被齐襄王任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⑥。孟子和荀子在以稷下学宫闻名的齐国不被时王所见重，教化不成，方术不用，这正是知识阶层的“道”无法和统治者的“势”相抗衡的悲哀。总之，所谓“道尊于势”的传统，不但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历代封建社会，也是不存在的。把儒家弟子称颂其师“贤于尧舜”、“宜为帝王”的言论，理解为“道尊于势”的政治文化生态，这其实是把儒家弟子的自恋情结，误解为客观的社会存在。 三、秦朝政治与知识阶层历史角色的重组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把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及其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拥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和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秦朝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军功贵族和文吏两部分人组成。纵观秦朝历史，任官治民的军功贵族并不多，这大概因为职业官僚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门的管理经验，而军功贵族以军功晋升，多数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缘故。范睢上书秦昭王说：“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①大体反映了秦国授爵以功和授官以能有所区别的历史实际。文吏与军功贵族不同，他们是职业化的官僚，是以“能”而得以仕进的。所谓“能”，即要了解封建国家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并熟悉行政操作功能。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文吏包括官和吏。承担胥役的小吏流品很杂，有的并不属知识阶层。而高踞显要的贵族官僚，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在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追求方面也相距甚远。但文吏大多数出身于知识阶层，当无问题。李斯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不管有无“法令”二字，既然规定“以吏为师”，则吏必须是知识阶层中人，才具备“为师”的资格。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正确地指出秦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其思想渊源于法家的传统。但他认为“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②。这种把秦朝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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